厦门破狱斗争旧址昨全新开馆,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导报讯 (记者 詹文/文 吴晓平 张向阳/图) 昨日上午,纪念厦门“5·25”破狱斗争胜利76周年暨破狱斗争旧址陈列揭幕仪式举行,陈列馆将长期对外开放,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精心布置的陈列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陈列着反映真人、真事、真地点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特务队员穿的衣服、手铐、手枪。展厅内还有一台电视机,正播放着电影《小城春秋》中与破狱斗争事件相关的剪辑片断。 第二部分陈列着复原的刑具,在一间“审讯室”内,玻璃钢制成的警察面目狰狞,被吊起来的革命战士,浑身血痕、表情倔强。一旁的炭火烧得正旺,老虎凳、木马椅上的铁钉触目惊心。 第三部分是监狱实景区,基本恢复了当时的牢房。一个叼着烟的警察守在门边,两眼斜视,伸出的手里正掂着几块“索贿”来的银元。牢房里,水泥炕上,一张草席,几个破碗。 遗址位于思明南路453号消防一中队西北侧,占地面积831平方米,砖、石、木结构,现存牢房5座。该旧址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初为厦门海防同知署关押犯人之所,1912年厦门设县时改为思明县监狱。 目前,开放的陈列馆总面积只有600平方米,文物部门已请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了总体规划,规划后的遗址连同周边广场占地面积将有1万多平方米。 此外,6月10日,厦门“5·25”破狱斗争旧址还将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键词
破狱斗争
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当时省委机关设在厦门)发动了经过严密组织、科学计划和精心准备的破狱斗争。由11人组成的特务队,陶铸任队长,突袭思明看守所,仅用十余分钟时间,就将关押在看守所内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党的干部在内的40多位同志营救出狱。 预先靠在碧山路打石字堤岸的两艘船只接应,撤退到同安彭厝和珩厝,然后再将他们运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等地。这次破狱活动取得了营救40多位革命同志,自己却无一伤亡的重大胜利。 破狱事件发生后,经当时的媒体如厦门《江声报》、上海《申报》等披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力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解放后,厦门作家高云览又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使破狱之举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
对话
“若没这块遗址,将是历史遗憾” 陶铸之女陶斯亮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破狱斗争中,任队长的陶铸指挥了整场战斗。陶铸,1908年生于湖南祁阳,18岁入黄埔军校,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 陶铸唯一的女儿陶斯亮,现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昨日,她应邀参加了揭幕仪式。
厦门决策者很有远见
记者:您父亲有对您讲过厦门破狱斗争的故事吗? 陶斯亮:父亲的一生中,做过许多事,厦门破狱斗争就如他人生中的一页。小时候,父亲曾跟我讲过破狱斗争的事,还给我画过图示。所以,厦门很早就存在于我记忆中。 现在的许多城市都大拆大建,但厦门还能保留这么一块地方,我很感谢。可以说,厦门的决策者很有远见卓识。如果没有了这块遗址,将是很大的历史遗憾。 记者:70多年后的今天,旧址全新开馆,您觉得有什么现实意义? 陶斯亮:当时,父辈们正风华,他们心里只有奉献、奉献、再奉献,完全抱着牺牲的想法。正所谓无私者无畏,他们心里存着一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
父亲有火一样的性格
记者:解放后,厦门一位作家曾以破狱斗争为素材,创作了《小城春秋》。不知您和您父亲是否看过? 陶斯亮:当然看过,我们这一代的人基本都看过,这本小说的影响很深远。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三角恋的故事。于是我就问父亲,里面哪个是你啊?父亲说,没有,里面没有我。我就纳闷了,这讲的就是破狱斗争的故事啊。父亲说,这是小说啊,“小资调”的作家编的,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心思谈情说爱。 记者:在您印象中,父亲陶铸是个什么样的人? 陶斯亮:父亲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火一样的性格,认准一个理就不回头,全身心投入。但父亲又具有诗人的气质、超前的思想。 那个年代,父亲的许多想法很有前瞻性,绿化环保意识特别强。上世纪60年代,父亲担任广东第一任省委书记时就明确:深圳要成为香港的乡下,香港要成为深圳的城市。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他还划出1万亩土地建设华南植物园。
文革时,母亲坚决不离婚
记者:您母亲曾志也是位非常伟大的革命家,在您眼里,她是什么样的人? 陶斯亮:从15岁参加革命到80多岁去世,母亲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等她退休后,她又彻底把自己变成了非常好的妈妈和称职的姥姥。 母亲作为妻子的角色,让我非常敬佩,她始终坚持选择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后,三天两头有人劝她要划清界线,但母亲坚决不离婚,要留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哪怕自己也被批斗。 母亲曾说,她把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留在了福建,在她工作过的那么多地方,福建的感情最深。在我们家,出出入入最多的,也是福建人。
我的偶像就是父母
记者: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陶斯亮: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崇拜的偶像,我也有,我的偶像就是父母。我生在延安,一直在父母的影响下长大,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深受父母的影响。 在父母的潜移默化下,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始终没有失去目标,老觉得要做些事,要有事业心,对社会主义抱着从没动摇过的信仰。 我始终觉得,给予比获得更幸福。索取后的心灵,感觉像被污染过,但给予的过程,却让心灵得到升华。
一封信牵动亿万人的心
记者: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您写父亲陶铸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全国引起轰动,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当时您为什么会写这封信? 陶斯亮: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中去世,离开时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我甚至不知道父亲的骨灰在哪,只能每年在他祭日,悄悄套个黑袖,很私密地进行,暗暗流泪。因为当时父亲还没平反,还是反革命。 所以那时,给父亲昭雪冤屈,是我必定要做的事。我一遍遍地抄平反材料,然后到处投信。思念父亲时,我就默诵他的诗文,或者断断续续写点什么:要么一首不成格律的诗词,要么一篇无人称的悼文,要么一封总也写不完的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年后父亲平反时,我会写出这样一封信来的原因。 确切说,我不是那封信的唯一作者。当时,我先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当然,最初的文字肯定不那么优美。然后,一位诗人流着泪替我润色。 当时,人们的心被冰封了10年,看到一篇如此破天荒的文章,许多人都被感动。其实,后来也有人写了类似的文章,遭遇比我家悲惨很多,但我那封信是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纪念性文章,占了一个先机,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多月,父亲平反了。在人民大会堂,场面很隆重,但那时我反而很平静,确切说是太高兴而发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