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已被拜登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在新发表的一个专访中简短地提到中国，引起了注意。他是在说到控制新冠疫情时做出相关表示的，他说，“确保这种情况（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会再次发生的方法是向中国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会接受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拜登获胜后，他和团队的主要成员迄今都没有系统、明确地谈过对华政策。沙利文的这段话也比较含糊，浅尝辄止。看来拜登团队意识到如何同中国打交道是美国的重大问题，他们面临继续受特朗普主义绑架还是摆脱前任政府破坏性政策惯性的敏感选择。
美国和西方媒体大多把沙利文的表态看成是拜登政府将执行对华强硬政策的一个迹象。而对华强硬也一直是那些舆论机构围绕拜登政府外交取向的普遍预测。
不过沙利文被认为有意要打破美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定义，他在同一个采访中表示，至少在任期最初，拜登国安委员会工作的“主要重点”将是击败新冠病毒大流行和重组国安委员会机构，以使公共卫生成为永久的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他也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危险性。这样的注意力转变如果真的发生，显然要比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定义客观得多。
很少有中国人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在战略上对中国变得“温和”，大多数人的真实认知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的对华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将长期影响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关系未来的主基调很可能就是沉重的。
然而中美关系不光是相互的认识和敌友定性，它同时是具体的，是中美围绕一个个具体议题打交道的集合链。特朗普今年大选输在了抗疫不力上，拜登政府只有真正控制住疫情大流行，才能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民主党也才更有可能赢得2年后的中期选举，为4年后的大选奠定胜选基础。而要控制住新冠大流行，仅靠疫苗是远远不够的，美国与世卫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必不可少。
美国对华态度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塑造，一是基于人性集体弱点和地缘政治思维而不断强化的对华战略敌意，二是为维护美国自身利益需要与中国开展各种合作的现实需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国安团队不断推动第一个因素的发酵并沉溺其中，而完全不顾第二个因素的重要和正当性。我们希望拜登团队至少能够实事求是些，修正特朗普路线的偏执，追求一种负责任的平衡。
新冠疫情是如何发端的，这首先是科学问题，对它的探究决不应地缘政治化。它在中国武汉暴发，肯定有城市治理存在弱点的原因，但是后来武汉封城向全世界发出震耳欲聋的警报，欧洲和美国先后形成比武汉严重得多的沦陷，说明后者的公共卫生治理漏洞更大。今天回过头来把武汉和中国突出出来进行指责，严重违反常理和常识。
特朗普政府给新冠病毒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责任，完全是出于为自己抗疫不力脱责的政治目的。希望拜登政府彻底摆脱“中国责任论”这一“特朗普陷阱”，勇敢面对疫情在美泛滥的真实原因，这是他们为抗疫重整旗鼓并取得实效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被一些美国人臆想为“战略对手”，但我们同时是美国要解决多个紧迫现实问题无法绕开的伙伴。让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需求来决定它的走向吧，而不是让意念来决定未来4年这两个大国该如何相处。这应该是最简单、也最有可执行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