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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性骚扰事件背后:反性骚扰的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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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教授性骚扰事件背后:

  反性骚扰的中国路径

  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首先应该对校园里的性骚扰行为进行明确的定义。当性骚扰事件中的某些行为越过个人道德层面涉及违法时,学校应该明确相关规定与法律之间的界限,为当事人提供司法维权的可能。党纪行政处分,不应该替代法律的惩罚,这个防范机制也不能最后变成一种新的保护机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7月8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文中,5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在长达至少6年的时间里,多次对校内女学生及女教师实施性骚扰行为,包括“搂抱”“摸腿”“摸胸”等,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情节。

  舆论压力之下,7月10日,中山大学在官网上发布“情况通报”,宣布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资格,终止与其签订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从年初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到前北大教授沈阳,再到如今的中山大学教授张鹏,随着多起高校性骚扰、性侵事件的连续曝出,2018年,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此类针对女性的侵害,从隐蔽状态浮现到公众领域。

  “称猴”的教授

  王莎彻底下定决心举报自己的老师张鹏,是在2018年4月。

  4月初,一位2017级女生和她家人举报张鹏对其进行性骚扰,这让王莎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她也曾许多次进入张鹏的办公室——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她在那里向他请教问题,突然,张鹏以“外面有虫子”为由关上了办公室的门。“我看你这么努力,总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也这么努力。你就像一个小妹妹……让我抱一下……”然后,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张鹏就一把抱住了她。

  事情发生的时候,王莎刚过18岁。从小到大,所遇到的老师在她心目中都是令人尊敬的形象。当她从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中挣脱开,大脑一片空白地跑出办公室,她都无法相信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很久之后,她才真正地意识到:那是性骚扰。

  “这些年他的行为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就觉得应该站出来,不要再让他伤害其他女生了。”王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害怕又难过,不想见到张鹏,也不敢和别人讲起那天发生的事情。直到后来一些机缘巧合发生,她才知道,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

  4月底,自称曾受到张鹏性骚扰的4位女学生和1位女老师向其所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提交材料,举报张鹏在至少长达6年的时间里,多次利用田野调查、指导论文等机会,实施性骚扰行为。由于程序上的原因,举报信由学院移交至中山大学校方。

  5月4日,在青年节当天,5位当事人向中大纪委办公室寄出了举报信。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之启动。

  在此之前,出生于1978年的张鹏一直是学校的“明星老师”之一。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获得保护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灵长类学。自2009年作为“百人计划”引进人才进入中山大学,如今他已是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兼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双料博士生导师(生态学、社会学方向),肩上背着一大串响亮的头衔:他是中国灵长类学界仅有的两位“世纪人才”和“拔尖人才”双冠获得者之一,也是中大唯一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的文科类专业老师。在2017年4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名单中,全国共有440名学者入选,张鹏是入选的青年学者之一。

  就在被举报性骚扰事件发生之前的2018年3月,公开报道显示,张鹏获聘担任两个SCI国际刊物《美国灵长类学报》《日本灵长类学报》编委,任期4年(2018~2022),成为了首个担任这两个业内顶级刊物编委的中国学者。而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这个年轻有为、学术成绩突出、性格风趣幽默、以“猿猴博士”自居的青年学者,不久后会因为被指控性骚扰而站在风口浪尖之上。

  王莎说,2018年4月初,在那位大一女生举报后,学校对张鹏作出了“党内警告”处分,但这一处分并没有公开宣布。已经近乎性侵的行为却只给了如此“保守”的处理,立即引发了同学们强烈的不满。而到了6月底,她们又从学校纪委处得知,针对她们的举报,调查阶段已经结束,“具体的处罚措施还需要更严密的讨论,一定会给他一个严格的处理,但可能不会按照同学们的预期来。”漫长的等待后,深感失望的女生们决定站出来,向媒体求助。

  7月8日,由独立记者黄雪琴撰写的《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在网易“人间the Livings”频道刊发,瞬间引爆了舆论。在文章中,这位曾率先揭露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事件的记者详细记录了张鹏多年来的种种劣迹:他曾在田野调查时,趁四周无人时将一位女生抱起,“还顺势把头埋到她的胸口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也曾多次以露骨的语言骚扰、纠缠本校的一位女教师,在校车上抚摸其胸部、大腿……

  王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她们了解,在此前学校纪委调查期间,张鹏以种种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解释那次在田野调查时抱那个女生,说当时就是开个玩笑,是在‘称猴’,抱起来称一下,她还没有猴子重。还有一次他对另一个女生亲亲抱抱,他说是因为他老婆的外婆还是什么人去世了,他内心非常痛苦、压力很大,那个女生说了一句‘老师,我理解你’,他非常感动,以至于情不自禁了。”

  7月9日下午,中山大学通过媒体回应称:“中大已经关注到网络反映人类学系教师张鹏有违师德师风的信息。今年4月份,中大已经开始调查核实工作,之后基于调查核实情况,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当日,中山大学纪委办公室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声明,但没有回应有关此次调查与处分的具体信息。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张鹏,他的手机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通过该手机号码搜索微信账号,添加联系人的请求未获通过,但可以看到该账号头像是一个卡通版的戴着博士帽的男性形象,一只猴子趴在其肩上。当晚,再次通过该手机号码已无法搜索出其微信账号。

  但事实上,中大声明中提及的4月给予张鹏的处分,并非针对王莎等人的举报。“其实他被举报了两次,第一次是4月初,2017级那个师妹和她家人单独举报过一次,当时处分的事情没有公开宣布,从老师那里传出来,应该是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第二次在5月份,五四青年节那天,这才是我们的举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沉默到发声

  2017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了那些来自各行各业、勇敢揭露性侵犯和性骚扰的人,她们被称为“打破沉默的人”( The Silence Breakers)。

  类似的热潮在全球各地都有影响,中国也不例外:2018年元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人在美国的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曾经的导师、计算机学院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曾在12年前对自己实施性骚扰。与她同时举报的,还有另外4名女生。

  这显然并非国内第一起高校性骚扰事件。在此之前的数年里,与性骚扰相关的报道已经频频见诸报端。

  2014年7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被举报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甚至存在诱奸行为。

  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康宸玮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对2007~2016年间已确认发生在校内的60起性骚扰事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曝光了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行为。报告发布后的一周之内,康宸玮接到了5起相同的举报,最早的事件发生时间是在十年前。

  201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阿廖沙”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曾遭大学班主任的父亲性侵。此后,自称“阿廖沙”学弟的网友“北电侯亮平”继续发文,举报相关教授曾多次潜规则女学生。

  事实上,校园里的性骚扰远比人们知道的更多。

  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联合公布的《中国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在6592份有效问卷中,近七成(69.3%)受访者报告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75%,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为男性。在曾遭受性骚扰的人当中,46.6%的人选择了“沉默、忍耐”一项,报案率不足4%;而这近半数的沉默者中,55.4%的人表示,选择沉默是因为“报告了也没用”。

  但陈小武事件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1月11日晚,北航发布处理通报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宣布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1月14日,教育部宣布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并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陈小武事件之后,越来越多受到侵犯的女性因为受到鼓舞而站了出来。4月5日,北京大学95级中文系毕业生李悠悠等人实名举报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沈阳在20年前曾性侵北大中文系95级本科生高岩,导致高岩自杀。

  4月13日,新浪微博网友“夜凭阑”发布长微博,指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张康之,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对包括其在内的多名学生实施性骚扰。

  在媒体的密切跟进下,7月10日,中山大学发布了有关张鹏被举报一事的情况通报。这一次,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通报的措辞上:尽管中大对张鹏作出了与陈小武程度类似的处理,但通报通篇回避了“性骚扰”一词,而是以“师德师风”“教师职业道德”等词代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措辞正是性骚扰这一议题在当今社会中尴尬处境的写照。

  性别平等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负责人、资深媒体人李思磐曾参与过2014年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性侵事件的报道。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几年过去,社交媒体上反映出来的舆论环境对于性骚扰的看法和容忍程度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当事人在线下真实的社会处境、所面临的问题却和当年并没有什么不同。“目前在国内的、还活着的、出来检举的当事人,他们大多还是在一种匿名的状态下,通过社交媒体来连接、去寻找支持,这说明对他们而言,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的支持体系都还没有什么变化。”

  这也是黄雪琴的看法。陈小武事件后,黄雪琴又先后报道、参与了包括北大沈阳、河南大学肖开愚等在内的多起高校性骚扰事件——每一次,她都会建议学生先走向学校纪委举报的路线,如果无法解决再向社会发声。然而,一旦真的走到那一步,当相关新闻曝出,而后在众怒之下处理涉事教师,最后表示“将加强师风师德建设”,几乎已经成为固定的套路。

  这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战斗”。从收集证据到顶住压力走上风口浪尖,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在黄雪琴看来,在与校方交涉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校方不信任的态度和固有的思维方式。“校方时常有一种误解,他们总觉得性骚扰事件会伤害学校名誉,学生的曝光行为就是给学校添乱,而学校必须为涉事老师的行为买单和背书。因此,校方时常带着偏见和偏向进行‘走过场式’调查,最后低调出个学子们完全不了解的‘保护式’处分,还对当事人提出‘保护学校名誉’‘家丑不可外扬’等种种要求。”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8年初,公益媒体NGOCN对公开报道进行统计后发现,2014~2018年间,包括陈小武事件在内,四年内共曝出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1/3查无后续。有的即便作出了处理,距离公众的预期也仍有很大差距。以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春明为例,2014年10月,厦门大学对外通报,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但仅仅时隔一年后,他就再次出现在学术圈,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需要一个怎样的反性骚扰制度

  2018年4月,在沈阳事件发生后,刚刚跳槽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不久的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颜宁发了一条微博,谈起了美国高校在防范性骚扰方面的做法:“……我在入职普林斯顿之前,是必须先要在线完成相关的培训、在线答题,考核通过拿到一个电子证书才能正式办理入职。培训的内容不仅有规定,还包括一些具体案例,来定义哪些属于misconduct(失当行为);在实验楼的各个卫生间必然能看见的地方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何预防sexual harassment(性骚扰),以及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作为受害人或者知情人该如何处理(我去波士顿附近的Bentley大学开会的时候,发现卫生间也有这样的说明,并且是包括汉语在内多语种的);学校有专门的部门接受投诉,在保护投诉人隐私的前提下进行处理。”

  颜宁贴出了自己通过防范性骚扰在线考核后获得的电子证书,并直言:“希望国内的学校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开始走上正规处理的轨道。北航处理了(陈小武)之后,学校的名声并未受损,反而获得了好评。欲盖弥彰、同流合污才是真正可耻的。”

  依靠媒体提升公众意识,让性骚扰从一个隐秘的话题进入公共视野,只是打破沉默的第一步。真正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过去数十年来,欧美国家经过不断地探讨和改进,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防性骚扰机制,但在眼下中国的校园里,要做到对标并不容易。

  事实上,早在2014年7月厦大教授吴春明性侵女生事件之后,教育部就曾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列出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被明确列入其中。从那时起,建立健全高校防性骚扰长效机制的呼声就一直不断。

  2018年4月,南京大学校园媒体“核真录”对教育部批准建设的全国39所“985”高校进行了排查。结果发现,这39所学校中,有16所高校未将“性骚扰”列入师德管理考核条款,占总体的41%。超过八成的学校未建立公开的师德监督渠道,如电话或邮箱举报等。只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6所高校(或部分院系)建立了公开监督的渠道。

  而在中山大学张鹏事件中,在王莎等人举报后,学院里支持她们的同学们自发成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小组”。小组成员们在查阅了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后,撰写了建议信发送至各级领导,呼吁尽快出台有效的校园反性骚扰机制,对师生进行防性骚扰教育、田野行前培训;在院系层面设立公开渠道接受关于性骚扰的投诉举报、设立专门的负责人受理相关事宜等。他们还在“为学校发展规划建言献策之‘十大提案’活动”中提交了名为“关于中山大学师风师德规范细则的建议”的提案。尽管内容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但由于“话题涉及内容有一定敏感性,不宜公开讨论”,学生们被通知不能参加公开答辩,在后来提案获得优秀奖的奖状上,也不能出现提案的具体名称。

  “其实我们说性骚扰,它不是性,而是权力。”李思磐长期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在她看来,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事件其实并不比其他行业、领域更多,但中国社会对师者一向有很高的道德评价标准,大学生这一群体又背负着“天之骄子”的期待,在双重象征意义之下,高校性骚扰及其背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也获得了社会更多的关注。“当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不当行为能不能被制止,其实很多时候跟他所处的位置、掌握的资源有很大关系。防性骚扰的制度其实是在拆解现在运行得很好的一些权力。”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思磐认为,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首先应该对校园里的性骚扰行为进行明确的定义,给师生以充分知情、了解的机会。与此同时,要设立一个公正透明的投诉和调查机制,为受害者寻求帮助、为被举报者申诉提供渠道。当性骚扰事件中的某些行为已经越过个人道德层面涉及违法时,学校应该明确相关规定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由律师介入,为当事人提供司法维权的可能——党纪行政处分,不应该替代法律的惩罚,“这个防范机制也不能最后变成一种新的保护机制”。

  “包括中大张鹏事件在内,近期发生在中国的类似事件,讨论焦点都落在高校师生间的权力关系,并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长效机制,沿循的是‘惩治作为预防’的思路,而忽视更多社会主体需要加入的、更长远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讨论。”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执行所长黄盈盈看来,“性骚扰”与权力结构、人际相处、身体情感、性与性别文化都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防止性侵犯的发生,除了要在结合文化与生活现实的情况下对“性骚扰”进行定义和划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完善举报、调查、取证等环节,充分保障举报方和被举报方各自的权利,还应该调动学校、家庭和社会,就性与性别文化的建设创造更大的公共讨论空间。一味强调女性、学生在性与性别方面的脆弱性与受保护的角色,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性骚扰的防治。

  黄雪琴说,从陈小武事件到现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对“性骚扰”这一议题已经敏感了很多,更多的人开始正视性骚扰的严重性,不再觉得“很普遍就可以视而不见了”。“有报社总部和高校的人都是会和我说:这大半年看你发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性骚扰这个问题的伤害性,开会、讲题都会开着门了。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一切远没有结束。7月11日,《美国灵长类学报》在收到举报邮件后表示,基于中山大学发布的情况通报,他们已将张鹏从编委名单中移除。《日本灵长类学报》也表示,张鹏并非该刊物编委,他们将撤销张鹏该期刊建议委员会委员身份。

  7月12日,张鹏在朋友圈里发出个人声明,为“自身疏忽”“自我要求不严”造成的不当行为致歉。他同时表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中存在大量污蔑、夸大、与事实不符之处,他将积极组织证据,在必要时将对作者黄雪琴及有关媒体提起侵权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欢迎来告,积极应诉。”7月15日,黄雪琴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回应张鹏的声明:“来,承担我们各自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吧,也好为我国‘反性骚扰法’贡献一个案例和一份力量。”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此文中王莎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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