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群体基本特征 制图：王伟伟
国家持续关注农民工“讨薪难”
2006年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7项工作之首。
2007年
全国总工会推进十项维权机制建设，共清理补发农民工工资430多亿元。
2011年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恶意欠薪入刑，最高将处七年有期徒刑。
2013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这些天接到的讨薪案子太多了，忙不过来。”
1月26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杜伟对着办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发愁，“更棘手的是，这种集中式的清算，很难满足大多数农民工在节前讨回工资的诉求。”
年终岁末，又到了农民工讨薪的高发期。去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一些地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量和拖欠金额有所提升。有数据统计，2015年前3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11007起，比上年同期增长34%。
为了让农民工不为欠薪、讨薪发愁，每逢此时，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都会集中采取措施，掀起一场场“清欠风暴”。然而，年年清欠年年欠，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为了一道久治不愈的顽疾，在许多一线维权律师和劳动法律专家看来，并不是一日、一月、一年累下的“债”。
农民工“没招”
“两年了，我们在新疆打工的工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该怎么办？”
“老板不给钱，现在连人都找不到，电话也不接，谁能帮帮我们？”
……
自2015年11月至今，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每天都能接到农民工讨薪的咨询、求助电话。据杜伟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由农民工法援中心接手的讨薪案件较去年明显增加，眼下，他与团队同时在推进的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农民工讨薪案件达50余件，他很无奈地说，“农民工很无助，但我们的力量确实有限。”
据记者了解，寻求法律援助，几乎是许多农民工维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到这里的案子基本上都是穷尽了所有办法后，才来试一试。”杜伟告诉记者，他们接手的案子中，有相当部分都是陈年旧案，年底各部门都在集中开展清欠行动，很多农民工了解到后便想借这个势头赌一赌看能不能讨要到工资。“因为处理时间长，证据意识差等原因，对农民工来说，走诉讼渠道仍是十分艰难的一条路。”
成都市双流县农民工许江，便是在这场清欠风暴中前来“碰运气”的其中一员。2014年他所在劳务班组结束了成都郫县蓉树园项目工程后，因承包方与劳务公司之间未完成结算，他和300余名工友至今没有拿到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劳务公司与承包公司间互相推诿，各相关部门也迟迟未给出解决方案，半个月前他经别人介绍，来到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递交了讨薪材料，期望能够拿回血汗钱。“总应该有地方为我们说句公道话！”说这话时，许江明显底气不足。
可在杜伟这里，一边是许江这样的旧案原始证据保留不足、材料组织不够清晰，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另一边新案频频，集中堆积到一起，更无法集全部精力专攻一案。
“留给农民工的只有等待。”杜伟摇头无奈道，“陈案、新案前赴后继，农民工欠薪问题就像个没完没了的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