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山鹰社的登山报告序言中，刘炎林说：“每一次的攀登都不能脱离山难的影响”。
山鹰社现任社长，1990年出生的小伙子王正对南都记者列举了希峰山难给山鹰社带来的最大现实改变：从前，山鹰社自己选好明年想攀登的山峰，只需去向校团委请示，再通过团委获得党委首肯即可。从2003年起，山鹰社每次选山都要举行一次甚至几次论证会，请来校方、老队员和中国登山协会的专业人士来评判是否可行。
团委、党委皆非登山的专业人士，除了叮嘱他们“注意安全”，还能提什么反对意见呢？有没有专业人士参与决策，结果显著不同。
今年的登山结果便很能表明这种论证会的作用。2009年12月，山鹰社宣布，海拔6822米的未登峰，西藏北部的夏康坚峰是明年的目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登山组织“凌峰社”成员在论坛里说：“山鹰独立、探索的精神在7年之后，终于又回来了……”
但到今年6月份，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亲自给山鹰社打来电话，建议他们换一座山。理由是夏康坚峰地处偏远、资料稀少，可控性相对较低。最终，在尼玛次仁的建议下，山鹰社改变了目标，改为卡鲁雄峰。“路线成熟，交通方便。”帅气的王正说。
不顾面子的行为，效果是扎扎实实的：在5名西藏向导的帮助下，全队19人参与攀登，登顶者多达16人，全部无一损伤、安然返回。刘炎林亦为其中之一。
山鹰后传
“我闭上眼睛，极力从心的深处捕捉第一次看到这庞大山体时的最初的感觉，那是最初的一点单纯，只想着一座一座地爬山，现在呢，是更复杂了？还是更简单了呢？”——《巅峰记忆》
山难和山鹰社的经历改变了许多人。8年来，中国大学的登山社团迅速增加，民间登山运动更风起云涌。曹峻评价说，“山鹰社的主要社会作用，在于拉近了登山和民间的心理距离。”
曹峻目前是深圳市登山协会的专职副会长，李兰则是西藏登山学校的教练。孙斌结束奥运火炬接力中心珠峰运行组组长的任务后就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名叫“爱巅峰”的公司，专门提供登山培训和服务；刘炎林也在这家公司做项目经理。明年他将拿到北大的博士学位，但已决定不会去搞学术研究。
刘炎林现在搞的项目，是“山鹰会”，山鹰社的后传。在《巅峰记忆》的首映式上，这个尚未注册组织的LOGO已经出现。它几乎与山鹰社的LOGO一模一样，不过由一只鹰变成了三只。
曹峻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初衷是：山鹰社的老社员毕业走上社会，其中许多人以登山作为职业或业余爱好，也都对这个组织有感情，愿意帮它做事。而这些人的能力和身份，无疑比大学生有许多优势。为什么不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呢？
2008年末，曹峻等几个山鹰社老队员商议成立了一个基金，以纪念即将来临的山鹰社成立20周年。他们募到了40余万元后，一位不愿具名的著名深圳企业家，也是山友，捐出了自己为户外运动品牌代言的100万元，其中80万指明给两次北大山难的6名遇难队员家庭。
余下的20万元汇入山鹰基金，总数达到60余万。身为理事的曹峻认为，这笔钱或许能帮助山鹰社在更专业的方向上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的含义在不久的将来，或将转为现实。孙斌的“爱巅峰”公司尽管目前仅有5个人，但已成功组织了攀登大洋洲和北美最高峰的商业旅游活动。他下一步考虑的是：将国内顶级的登山、攀岩等专业人士与山鹰社联系起来，实行系统的有偿培训。此前10年，他从未对山鹰社邀请的讲座、培训和论证登山计划等活动收过一分钱。这一次，山鹰社将从他的朋友、校友，变成他的客户：“山鹰会”的会员中，无疑也潜藏着巨大的商机。
“孙斌是在商言商……我们想，比较理想的模式可能是这样。”曹峻讲。“某个赞助商出钱给山鹰基金，得到名声；孙斌的公司收钱，出培训服务；山鹰社得到实惠。”
每个山鹰社成员都知道两起山难、六位遇难者的故事。遇难者的家庭如今也或多或少适应了新的生活。林礼清的哥哥林礼宜考上了北大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在厦门工作。张兴柏的弟弟张兴旺今年刚结婚，一家人勉力耕种20余亩地，种玉米。接到南都记者的电话，这个22岁的小伙子并不觉得突兀。常与刘炎林聊天的他说，母亲如今很少因为思念哥哥而哭了。他们的父亲，55岁的黑龙江农民张清春用粗糙而朴实的口吻说，并不知道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与他遇难的长子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