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无法律规定，“正副领导人”不能同车，但为当事人之安全及“国家”之安定，“正副领导人”不同车已形成惯例，“正副领导人”一再同车游行，非常不妥。更严重的是，319当天未依规定使用特勤中心车辆，未实施安全检查，更以未受过专业驾训，亦不瞭解特勤工作的人，充任驾驶，形同儿戏。此外，游行队伍穿插其他人员，破坏车队编组。又支使担任护卫的随扈及机车员警，离开岗位从事纠正广播、传话或传递东西等非维安之工作，扩大安全维护间隙。

　　陈再福得知陈吕2人受伤且发现弹孔，未立即通知机指所封锁现场缉捕凶手。台南市警察局经多次查证，亦未获正确回报，致无法及时掌握状况，迅速封锁现场、缉捕凶手。事发后维安人员辩称现场鞭炮声大，烟雾迷漫，故未发现枪击，致未封锁现场缉凶。但当天所谓的枪击热区（金华路3段12-18号）并未施放鞭炮，无烟雾，亦无视线不良之情事（仅2-6号及20号有放鞭炮），枪击热区路段尚有员警戒护，竟敢公然枪击，员警亦未发现，匪夷所思。

　　扣案弹头是319当天下午5：40左右民众在14号门口发现。刑事局专案报告说，案发后该地点由不同车辆覆盖，所以没有发现，但真调会比对所停靠之车辆及时间，发现14号弹壳拾获地点事发后未一直被车辆所覆盖。尤其是警方侦防车15：35至16：45间停放在16号前外侧车道，到附近寻找物证，但只找到在2-6号及20号未清扫的零星炮屑，并未发现在14号的两颗弹壳。

　　以枪击事件唬弄人民操弄选举

　　319当时，陈吕固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但更是台湾的正副领导人，二人伤势无碍，意识清楚，还可以指挥“国政”，却不顾民心安定，直到晚间11时才对民众报平安，故弄玄虚。319下午3：30邱义仁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在此之前已向黄芳彦瞭解伤情并与正副“总统”通过电话，瞭解其身心状况，子弹不在“总统”体内，器官未受损，伤口已缝合完毕，陈水扁还要他准备高层会议，但邱义仁却否认和“总统”通过电话，称子弹在“总统”身上，腹部器官有无受损超出其瞭解的范围；对于吕副“总统”是否受枪伤，先说是，后说要再查，又说我相信是啦，暧昧不明。记者会之初即宣称“‘国安’机制已启动”、“‘国安’机制的会议”也正在三楼召开，扰乱人心，加重社会不安，藉机操弄选举，以遂行其所谓的“割喉之战”。

　　凭空杜撰“国安”机制
　
　　事发后，“国安局”、“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内政部”、警政署、海巡署等掌理“国家安全”事务之机关均不知什么是“国安机制”。“行政院”事后说，“国安”机制是“国安局”主管，但为“国安局”否认。又“国安局”召开相关会议理应由局长在“国安局”主持，“行政院院长”无权在“总统府”主持会议并作成裁示。邱义仁在台湾高等法院称：“‘国安’机制是个通称，包括‘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会议’的高层会议、‘国家安全会议’的幕僚会议、‘国家安全会议’的工作会议”，但为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同在高等法院否定国安机制是“国安会”4种会议之一。依“国安会”组织法，“国安”机制会议非“国安会”任何一种会议。邱义仁一方面说是依照“国安会”的内部规定，另一方面又说没有特别规定，前后矛盾。319当天正副“总统”尚能主持“国政”，非不能视事，不论依“国安会”组织法或“宪法”均无由“行政院院长”在“总统府”召开会议之余地。纵使为因应正副“总统”受伤之情势，“行政院院长”无待“总统”授权，本于权责即可在“行政院”召集会议，提出应变措施，在“总统府”主持所谓的“国安机制应变会议”，违法违宪，又无必要。所谓启动“国安”机制，在“总统”府召开“国安”机制会议，意在使民众误以为事态严重，藉机唬弄人民，操弄选举，破坏宪政体制及民主法制，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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