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书院山长林谷芳10日在《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三国演义》提到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哲学的总结，有它对中国历史兴衰分合的归纳。而说兴衰分合，中国原与欧洲不同。有书同文，有儒释道，就有“合”的不移基点；有地缘辽阔，有民族众多，就有因特色而产生的“分”的差异。“合”，不会合到没有地域特色；“分”，更绝不会分到背离中国文化体这根本的基点。
这“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既是针对中国历史的归纳，谈分合，因此有其相对性。而就根底来说，台湾当前之处境正与背离这分合的原则有关。简言之，这些年，台湾尽从“分”的角度看事，将“分”绝对化，也就将自己逼入了绝境。
“分”，在台湾，从历史而言，其实并非一般以为的，是来自被日本殖民统治导致的分离，因为在当时，百姓仍祭拜着自己的祖先，四合院有自己的堂号，看戏还是看演忠孝节义的传统戏曲，绝大多数人明白自己与日本人乃不同之民族。
真谈“分”，在前，直接来自国共内战的分治；而这30年来，两岸多有往来，“分”，则由于自我意识的无限张扬。
个人权益的觉醒一定程度标示着社会的进步，但一径以为个人先于社会，也罔顾了人自来就是群居物种的事实，而这群居并非如某些契约论者所言，只缘于后天之约定而已，它更基于如血缘、如文化等先天的联系，而这血缘、这文化在许多时候还可超越个体，个体甚至可自觉性地为群体牺牲。
正因将个体的意识与权益绝对化，在台湾涉及所谓“社会进步”的事情，就都带有浓烈的这种色彩，于是，为自己争权益乃可以无限上纲，就这样，伴随着所谓的进步，台湾却就陷入了永无止境的个体权益之战。90年代的“垃圾不要倒在我家后院”就是个典型，其极致，在当时甚至可以说，只要谁有能力处理掉垃圾问题，谁也就可以当台当局领导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