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说，从理念层次而言，开征证所税符合社会正义原则，也呼应反对党选举期间的诉求，但提出后并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反对党更是坚决反对，其中除了政治对抗与沉默多数现象外，“时机”可能更是致命点。在全球景气看坏，股市低迷情况下，强推证所税当然会遭致强烈反弹，时机点错误可能是受挫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刘忆如的个性，她虽然曾经担任“立法委员”，但对“立法院”的运作似乎不是很熟悉，又亲上火线，拜访委员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事后又怪“不知有媒体在场”；在和国民党“立院”党团协商，当场没有太多意见，协商过后却直接在网上辞职。行事风格过于率直，和党内“立委”完全撕破脸，逼得陈冲不得不火速批准辞呈。
第三个问题与“宪政”体制有关，马英九当选第二任后，在历史使命感主导下，着手推动改革大计，亲自指挥“阁员”冲锋陷阵，当刘忆如为开征证所税惹得满头包，马英九仍然力挺说“证所税一定推到底”、“不要有任何怀疑”，言犹在耳，刘忆如却在党政协商过后辞职走人。这期间，马英九又好似“神隐”。马英九究竟是在第一线行使“总统”制的领导权，或是退居第二线行使“内阁”制的“总统”协调权呢？
“总统”制或“内阁”制一直是“中华民国”“宪政”的重大争议，台湾地区“修宪”后，已成为“接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实质成为“总统”有权无责、“内阁”有责无权的矛盾体制。现在是民意高举时代，“总统”必须站上第一线，但他不必到“立法院”接受监督，“行政院”院会也不再是真正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总统”的决策却不必经过类似严谨的“宪政”程序，因而经常出现决策轻率、与民意脱节、部会相互协调不足的情况。
第四个问题与马英九的人格特质有关。当时，刘忆如的证所税案有“总统”挂保证，自以为尚方宝剑在手，到了“立法院”才知道这是把生锈的剑。马英九的性格不但不沾锅，简直不食人间烟火。李登辉、陈水扁都知道放利安抚“立法委员”，甚至收服在野党，马英九坐拥大权，却不知或不愿运用，坐令陈冲单独面对强势的“国会”及在野党。背后是一个不授权、不分担的“总统”，陈冲只能当炮灰。
马英九第二任期宣告要落实社会公平、缩短贫富差距、扩大区域经济连结，其实都是选票的心声。但是他推出的四大改革方案却连连受挫，主因在于社会的反弹力道过大，而党政之间的协调沟通又出现巨大落差。美牛进口案、油电涨价案、证所税案已经让“行政院”鼻青脸肿，四大改革宣示已有三案受到重挫，接下来的十二年国教案，顶得住吗？
不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改革，要付出代价。推动政改是顺应民意，其实不必搅得人仰马翻，陈冲为什么做得这么辛苦？归根究底是体制问题。“宪政”如果要走“总统”制，“总统”就必须面对“国会”，并由“总统府”召开“内阁”会议制定决策，“行政院长”就是“总统”的幕僚；如果要走“内阁”制，“总统”就必须退居第二线，充分授权，不干预“阁揆”作为。在现行体制的限制及马英九与陈冲两人人格特质相互影响下，陈冲可能很快就要步上刘忆如的后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