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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专访陈氏夫妇:调查中国农民

www.taihainet.com 来源: 央视 陈小清 用手持设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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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成为新年伊始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为时一年的“地毯式”调查,长达两年的写作历程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涉农大案”,一组组真实的历史片段
 他们以作家的视角,让“三农问题”再一次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央视《面对面》专访陈桂棣、春桃:调查中国农民

  人物介绍:

  陈桂棣,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代表作品《悲
剧的诞生》、《淮河的警告》。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当代”
文学奖。

  吴春桃,笔名春桃,湖南醴陵人。曾发表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
等作品,获得过《当代》文学奖。夫妇二人均为合肥市文联专职作家。

  精彩对话:

  记者:你们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陈:因为从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记者:你们手里也没有权力呀,也没有特殊的手段?

  陈:我们有反映农民呼声的权力,怎么没有权力呢?

  记者:农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确实是太穷了、太苦了。

  记者:中国农村有你们写的这些阴暗面,但是也有华西村啊?

  陈:我们中国有一百个华西村都不能够改变中国目前的农村状况。

  记者:你想通过这些事件告诉大家什么?

  陈:如果我们农民弟兄不能富裕,我们现在的任何统计数字都是没有意义的。

  2003年年底,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历经三年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
调查》,在《当代》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由于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前“三农问题
”面临的诸多难题和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因此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
鸣。2004年元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内就发行了近十万册,成为新年书市的一大热点,而各方评论也纷至沓来,再次
将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推向了舆论中心。2月8号,《面对面》记者对陈桂棣和春桃进
行了专访。

  记者:你觉得大家为什么爱看你们这本书,你们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全国引起那
么大的反响?

  陈:我认为很简单,因为从前没有人这样写过,没有这么坦率地、不顾风险地
把自己看到的表述出来。正像为我们这本书写序的我们的何西来老师讲的:“一个
作家和记者发现这个事情不是太难的事情,能够秉笔直书,这个大概需要勇气。”

  记者:你们为什么能呢?

  陈: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我是九岁离开农村,她十一岁离开农村。因为有几件
事情触动了我们,第一件事我跟我爱人,我带她第一次到我家乡去的时候,1994年
,发现我家乡有一户人家五块钱过一个年,我感到非常震动。

  记者:怎么回事呢?

  吴:好像我从没有看过这么穷的地方,家里是一样东西都没有,那个房子好像
还是泥坯房子。他说大清早的时候到雪地里扒了一车大白菜去卖,就卖了五块钱。
卖了五块钱就买了一点肉,包了一顿饺子就过了一个年。就这么简单,就过了一个
年。

  记者: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

  吴:因为是他家的一个亲戚,他不是九岁才离开农村嘛。我们两边的亲戚好多
都在农村。

  记者:那你的感触是什么?

  吴:我的感触就是我们这些农民怎么现在还过这么差的日子,好像都不可思议
。所以说心里还是有点沉重。

  陈: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比较大,最刺激我的就是我们淮北平原
主要是种小麦,很多老乡告诉我们:“如果一亩地亩产不能达到九百斤的话,那这
一年就是白干。”我就讲:“这怎么能是白干呢?你毕竟在干啊。”他就跟你算账
了。化肥呀、种子呀、灌溉呀、用机器收割,这税、那税,最后一算,不仅没有自
己的还歉收。特别有一个农民告诉我们:“咱们安徽省大包干的经验是走向全国,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咱们自己的’。大包干这三句话充满了自豪
。”但是他讲这三句话现在有变化了,“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
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了”。很多人出去打工的钱,回来还要补交税费。这个事情对
我震动很大。



  记者:这两个故事就足以让你们产生创作一部《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文学的冲
动吗?

  陈:不,有些事要有机缘的。有一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日子——2000年3月2号
,这一天我们事后才知道:李昌平,就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给
国务院总理写信的日子,提出“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
危险”。这一天就是2000年3月2号,但是也正是这个日子,我们的中央做出决定,
发向全国的通知部署安徽搞税费改革。

  记者:是一个巧合?

  陈:非常巧合,起码说明我们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是顺应民心的。一个更直接地
使我们刻骨铭心的,我们的孩子晓放就是这一天出生的。

  记者:这跟你孩子出生有什么关系?

  陈:我们要为他做些什么,我们要产生另一个“孩子”。为什么产生这个念头
?就是我爱人生产的时候,隔壁的房间发生的故事触动了她。

  吴:因为我是比较大的时候,三十六岁的时候才怀孕的,所以就得了一种病叫
“孕高症”。在我生孩子的前一两天,隔壁房间就死了一个产妇,那产妇据说是三
天前就已经来了,她是患了那种病叫“前置胎盘”,应该是我的病比她更严重。她
如果治疗、住院是完全能够治好的。当时医院提出要她交三千块钱,她是个农民,
哪有三千块钱,她肯定是交不起的。加上在农村接生一个孩子才一百块钱到两百块
钱,她肯定是抱着侥幸心理,她就不在这儿住院了,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了以后,
不到第二天就开始生了。一直流血,流到后来都流昏迷了。那个接生婆才慌了手脚
,一开始还以为很正常,然后才通知她丈夫赶快送到医院来。结果在半路上就断气
了。

  记者:你怎么知道这个事?

  吴:因为我就住在她隔壁,隔壁的房间。那天晚上正好是元宵节,哭得惊天动
地,那个男的用头撞墙、拍床,又哭又喊:“如果我早知道是三千块钱就搞掉两条
命的话,我就是卖房子我也要让你住院。”现在就是三千块钱,两条命就没有了。

  记者:确实拿不出来三千块钱?

  吴:确实拿不出来。我估计他可能是卖房子卖掉也不值三千块钱,农村的房子
哪值钱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老是做噩梦,保胎就再也保不住了,到了第二天医生
就说:“你不得不提前做手术。”

  陈:孩子是提前破水。

  吴:这是直接对我的影响。

  陈:刺激非常大。

  吴:而且从那以后就天天做噩梦。我就觉得我们的农村姐妹真是太苦了。如果
说我还是在农村,那可能她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了。

  记者:那孩子出世,怎么会想到送这么一件礼物给他?

  吴:我就觉得我真是该拿起笔来的时候了。我真是为了那些农民,我不得不。
因为我没有其它的本事,只有能够写东西,我要把农民这种生存状况写出来,要全
社会来关心他们、关注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应该为他们做一件善事。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后,2000年国庆节,陈桂棣和春桃暂时告别了城里优越的生
活环境和刚刚断奶的孩子,自费开始了写作前的调查采访工作。在走遍了安徽五十
多个县市,并就“三农问题”请教了一系列专家后,陈桂棣和春桃开始了《中国农
民调查》一书初稿的写作。在引言中,陈桂棣和春桃用了八个“想像不到”概括了
他们在调查过程中目睹的种种现象。

  记者:那在你们下去以前,你们所设想的、所想像的农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我们想像的农村状况也不是太好的,因为毕竟从亲戚那里也听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像我们看到的这么严重。就是农村穷,穷到什么样子;苦,苦
到什么样子以前真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直到真正下去调查以后,才感觉到确实是太
穷了、太苦了。

  记者:那就顺着这八个“想不到”,你能讲一讲你们的见闻吗?第一是贫穷—
—“想像不到的贫穷”?

  吴:对。比如我们到有些地方,那些农民他自己是种菜的,那个葱、大白菜都
那么便宜,但我看他们吃饭就不要菜,就不吃菜。然后我就问他们:“菜这么便宜
,大白菜才一毛钱一斤,你怎么不炒点吃呢?”他就说:“吃掉一斤不就少了一斤
吗?”那些农村的农民很普遍的就是穿的都是很破旧的。

  记者: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了解到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吴:所以我们才感到触目惊心的。

  陈:比如说村村通公路,是不是村村通公路呢?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地方都是
通公路的。但是你要下去你才知道那个叫公路吗?我们遇到过大量这样的路,下雨
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走,晴天的时候坐个车子颠得可以把你五脏六腑给颠出来。有一
次我到了家乡的一个乡镇去采访,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会计就讲:“你们还不走
吗?”我就很纳闷,我就是在你这儿吃一顿饭,那不至于穷得连饭都管不起。我就
问他:“有事吗?”他讲:“没事。那你今晚在这儿住吧。我们欢迎你住下来。你
要想走赶快趁早走。”“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下雨时间不长,刚刚下
过,如果你要走迟的话你就很难走出去了。”我就不信,于是我们就走出来了。当
时离这个镇政府大概有五、六里路的样子,当时突然恐怖起来了。为什么?这时候
光线非常暗了,那个地不像个地,就是我们走的时候连蹦带跳沿着那个脚印走,你
要不按那个脚印走那个鞋就没法走,那是个大冷的天,这是一个;如果你摸错方向
可以讲一夜走下去,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那全是泥,摔到沟里都不知道。

  记者:是不是你们去的地方,都是最穷的地方?

  吴:有些地方我们去的其实是合肥的郊区,不应该算很穷的地方。但都出现这
种事。

  记者:但是我们原来接受的概念是农民有饭吃了,能吃饱饭了。最早万元户的
概念也是从农村来的?

  吴:我觉得可能是这么多年可能是各种税费收得比较多。农民种地实际上真是
不赚钱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农民不种地了,抛荒了。他们觉得种地是一
种负担。但是农民要出去打工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有好多人在外面是
找不到工作,还是靠这个土地养活自己。比如我们采访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外面打工
,那个小伙子才17岁,他在一个城市打工给人家做豆腐,一个月二百六十块钱。一
开始他原指望靠打工来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到他家里一看一样东西都没
有,连电视机都没买来。我说:“怎么搞的?你儿子打工白打工了?怎么家里还是
这个样子,穷得这个样子?”他说:“才二百六十块钱一个月,仅够他的生活费。
”我们去了好多人家,农民家里真是连坐的凳子都没有,我们坐在床上,他们就蹲
在地上跟我们讲话。

  记者:老陈的感触呢?

  陈:我们对于贫穷的理解和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感到很惊诧。为什么呢?咱们
毕竟解放五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城市变化非常大,我认为这个
贫穷是城乡反差所映衬出来的。



  记者:你觉得是农民本身创造出来的财富比过去少了,还就是因为税费增加了

  陈:不,财富是在不断地增加,但是他们得不到,都被各种税费给缴掉了。因
为这个事情比较复杂,这个贫穷的原因,当我们了解一些数字的时候应该讲感到非
常意外。为什么呢?我们整个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接近六倍,而农民交的费、
交的税是我们城市的近四倍。这两个数字叠印在一块儿,还要怎么表示我们农民的
贫穷呢?

  记者:“想像不到的苦难呢”?

  吴:我们到农村普遍地看到农民都是跟我们才讲几句话就是眼泪汪汪的,那些
农民都是三十几岁的汉子非常非常的无奈、麻木,把我们都看做救星一样的。实际
上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帮不上他们什么忙。

  解说:在深入农村的调查过程中,让陈桂棣和春桃感触最多的是一种“无奈”
,每当农民的负担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向有关部门表达心中的不满时,又常常被
看做是一种无理的抗争。

  记者:书中间也写到了“抗争”。可能现在我们看到“抗争”的最普遍的方式
就是上访,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呢?

  吴:他就以为是当地的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如果找到上面的领导的话恐怕能解
决。他不就上访吗?我们的农民实际上现在还是比较朴实的。

  记者:除了上访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

  陈:当然了农民上访当中也有一些过激的东西,比如用很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
题。开着车,几百个人跑到县委、县政府,把矛盾给搞激化了。当然激化矛盾的不
光是农民。所以我们很痛心地写到这些故事。

  记者:你们中间还讲到“想像不到的沉默”,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沉默”?

  陈:就是麻木。我讲一个故事。临泉县田桥乡有一个农民,村干部找到他家里
要来罚款,怎么罚款呢?那就要利用计划生育当摇钱树了。“你有结婚证吗?”五
十多岁怎么能没有结婚证?他说:“你把结婚证拿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发生过两
次大水,八十年代一次、1991年一次,大水把什么都冲走了。“我现在怎么能拿出
结婚证?”那没有就要罚钱。“你有两个孩子,超生。”他讲:“我那个孩子是
1979年生的。”“1979年生的也是超生。”不允许他讲话,一讲话就把这个罚款价
格提高。从五百涨到一千、从一千涨到两千、两千涨到五千,最后罚到了一万八。

  吴:农民还是比较胆小的、比较老实的,他只有保持沉默。

  记者:你们还谈到“想像不到的感动”,什么让你们感动呢?

  陈:感动,应该讲这里面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听到一个镇能够发生这
么大的一件事情:一个镇政府就敢贴布告,镇党委书记就敢宣布:“我们这个地方
搞税费改革了。”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这就是小岗村的精神,如果没有小岗村的那十
八个人带头的话,我们中国的改革也许会晚很多时间。还有“无奈的感动”。我们
的小岗村村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税费改革给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上面的投入没
有跟上来,他两年的花销就报了十几块钱。我们感到很纳闷:“那你这个村长怎么
当的?你这个村里还能运转吗?”他跟我们讲得非常自豪:“靠老婆,靠孩子!因
为这是‘中国第一村’啊!我们要维护这个村里的声誉。”我们受到了一次非常复
杂的感动。类似这样的感动非常多。

  记者:但是另外的说法,说你们这本书在为某些人树碑立传?

  陈:我认为有些人就是需要树碑立传,就是要树成一个旗帜一样的,教我们认
识我们应该向哪儿走。也许他们本身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
们敢于站出来替农民办实事,也正是这些感动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不断地增强了
写好这个作品的信心。

  解说: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完成了《中国农民调查》初稿的
写作。书中用四起触目惊心的“涉农大案”作为探讨“三农问题”的切入点。这四
起案件分别是:“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小张庄村“恶霸”张桂全“残杀村民查
账代表案”、发生在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和临泉县王营村村民反映村
干部乱收费等问题反遭打击报复的“白庙事件”。

  记者:这些案子触动了你们?

  陈:对。于是我跟我爱人就做了一个分析。如果我们要反映农民的生存状况,
我们的手段是很多的,但是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解剖涉农大案,这是一个最直接
而且可以把各种社会问题密集反映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记者:你们下去以后看到的这几个故事跟你们原来所听到的,所想像的是不是
一样呢?

  陈:全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想像到的。比如我们书里写到的固镇县的一个案
子,农民仅仅是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要求查账,他们对村里面这样的财政表示了怀
疑,而且得到了乡里面的支持,大家选出来的村民代表。但是就是这些查账代表在
查账的过程当中,被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他们喊副村长(张桂全和几个儿子)不到五
分钟的时间杀死四个、杀伤一个。我们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讲是非常震
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深入调查以后才了解到更没想到的事情还发生了,
这位副村长他还不是一般意义的副村长,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贪污,被判刑、缓期
执行的期间,正在服刑期间的一个人怎么能当上村里的领导班子成员,这个是生活
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像到的。我们往后调查就更没想到,家里人被杀了,他的亲人
不敢表示自己的悲哀,明确地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乱讲”。

  记者:那连他们自己都不敢讲,你们是怎么发现这起恶性的案件跟农民的负担
是有直接的联系?

  陈:我们看到大量的证据。他们村里面就是一笔账有两个记账的方法——一个
就是专门给上面看,一个是专门让农民必须交税的。

  记者:你们怎么拿到这些材料?

  陈:我们远在2001年前就拿到了这个材料。我们又走访了有关的政法部门,他
们认为这个案子太冤了,你们可以去搞个清楚。于是我们就下了决心去调查了。


  记者:你们的手里也没有权力,也没有特殊的手段啊?

  陈:我们有调查的权力,我们有反映农民呼声的权力,怎么没有权力呢?我觉
得中国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力,我们的作家就是要替人民代言。当然非常困难。
他们打电话是跑到其他地方去打,他们带了很多东西,我们拿到的是原件都按着那
个带血的手印。实际上案情是非常简单的,就像哥白尼讲的一句话:“只要我们睁
开两只眼睛面对现实”。这个案子是很简单的一个案子。

  记者:你们不担心吗?

  吴:我们也担心啊。因为毕竟现在还有凶手在逃,还有一个杀人犯在逃,没有
抓回来。但是我跟老陈我们两人是不怕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会发生
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些事。

  最终,在固镇县这起“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中,原小张庄村副主任张桂全和
他的儿子张加志被判处死刑,其他两名罪犯分别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丁作明被杀
案”是另一起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涉农大案。1993年2月21号,由于清查村集
体账目触及到了少数村干部的利益,遭人诬告的利辛县路营村村民代表丁作明被打
死在派出所里。案件破获后,参与和指使殴打丁作明的几名联防队员和派出所副所
长被绳之以法。

  记者: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呢?

  陈:我们也感到很奇怪.这个事件中的副所长仅仅讲了三个字,却付出了十二
年刑期的代价。他只讲了哪三个字呢?乡政府叫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把这个人交
给他了,他就利用自己手里的权,也没有调查清楚就要罚他(丁作明)的款。这是
个有文化的农民,他当然不会相信。而且他是一个爱学习法律的一个农村青年,所
以他对派出所这种处理非常义愤。于是就触怒了这位副所长,就把他交给了联防队
员,讲了三个字:“加加温”。“加加温”三个字,就把我们这位非常好的一个农
村青年断送了。

  记者:什么样的原因,最后造成这么一个荒唐的事情出来?

  陈: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各方面的论证,当我们知道这一例是中国
农民反映农民负担第一个被打死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感到震动。

  解说:另外两起涉农案件同样让人感到震惊和心痛。其中,“白庙事件”发生
在1995年,临泉县白庙乡王营村的村干部巧立名目随意收费,并且态度蛮横,激怒
了村民,他们多次向县、乡两级政府反应却没有结果,村民代表王俊彬等人反而被
开除党籍,甚至被警方通缉,致使他们有家不能回。



  记者:你选择这个故事它的典型意义又在哪儿呢?

  陈:这里面涉及了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我们的执法人员在面对事件
发生的时候应该秉公办事,应该是按照法律的原则去办事。

  记者:那中国农村有你们写的这些阴暗面,但是也有华西村啊?

  陈: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我们需要回答的就是:如果我们中国有一百个
华西村,都不能够改变中国目前的农村状况。因为我们是九亿农民。

  1995年,陈桂棣曾经因为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这部作
品奠定了陈桂棣和春桃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风格。而《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则
再次引发了当今文坛有关“文学和社会”、“作家和大众”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记者:你觉得这部作品是报告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文学的成分多一些?

  陈: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没想到什么成分,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作家看
到的、听到的。怎么能够准确地把感动我们的事情去感动读者,让我们感到深思的
东西,希望读者能够延续深思下去。我们迫切希望改变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大家
的行动,我们共同地为农民多办一点事情。

  记者:但是你们毕竟是作家,人们会很习惯用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你们?

  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看法。作家应该写纯文学,但是在写我们这部作
品的时候我们对纯文学发生了怀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
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包括各种撞击、新旧撞击,很多事情在发生大的演变,我们的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改革。面对这样一种社会问题,我们
的作家如果仅仅强调“纯文学”,我觉得是作茧自缚。我跟我爱人下了一个决心,
我们的作品应该走出文学圈,我们应该让最广大的读者能够读到我们这个作品,让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心中震撼的都传给读者。

  记者:在创作思路上,春桃有什么不一样吗?

  吴: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共同完成了几个报告文学,基本上形
成了这个风格,就是我们的报告文学其实就是考虑文学比较少一点,就像这个稿子
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文学色彩是比较淡的,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恐怕才能够走
出文学的圈子走向社会。近十年来我们写的报告文学、合作的报告文学全部是写的
热点、焦点问题,所以我们选择的写作手法都是白描,没有那些什么好像是写那个
什么诗情画意,那些文学色彩确实是比较淡的。但是我们觉得那个白描的手法恐怕
也是一种最高的文学境界。

  解说: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两位作者没有回避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坚
持在作品中、特别是一些涉农大案中使用了真实姓名,这让陈桂棣和春桃在作品发
表后,失去了一些朋友,甚至还有人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记者:有几起官司,现在?

  陈:就只一起,到目前就只一起。

  记者:告你们什么?

  陈:告我们损害他的名誉,损害他的人格。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说他的名字?

  陈:因为我们本来觉得每一个同志他都给党,给人民做过很多的好事,本来我
们都不希望点出他们的名字。如果点名了以后,从各方面来讲,会给他带来很多损
失,或者伤害。但是我们为了把农村的生存状况,真实地告诉给大家,出于无奈,
思想斗争也很厉害,最后不能不这样做。

  记者:不写真名的话,这个麻烦不就没有了?

  吴: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我觉得不可能写化名,报告文学一定是要么就不写
名字,要么就是真名,而且就是我们在农村跑了一年多以后,看到农民的那个生存
状况这么差,确实是良心也受到刺激。我们觉得不应该怕,为那些农民讲点真话能
怕吗?不应该怕。

  由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涉及了三农研究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这部长篇报
告文学出版后,也引来了许多质疑和争论。

  记者:你们是安徽的作家,你们调查的是安徽的情况,但是书是要面向全国发
行的,而且我看你们的书也试图涵盖全国的情况。那安徽具有这种典型意义吗?


  吴:因为安徽是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里面,安徽应该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它
是农业大省排在前面的。因为农业三大改革,土改、大包干、税费改革,三大改革
两个改革都发源于安徽,足以说明安徽的代表性。

  记者:这本书的初衷让人感觉到你们想给“三农问题”寻找一个药方。

  陈:我们不是给药方,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是算命先生。中国的改革现在依然
要探索,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这些农业专家,这些站在第一线上的农业实践者,他们
摸索出的经验,他们研究出来的科学成果,我们进行有选择地、坦率地告诉我们所
有读者,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

  记者:你想通过这些事件告诉大家什么?

  陈:告诉大家:九亿农民的事是大家的事。如果我们农民弟兄不能富裕,我们
现在的任何统计数字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富裕必须考虑到九亿农民,我们
现在的国力是过去远远不能比的。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均数字,一搞“
人均” 就全没戏了。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国家尽快富强。怎
么富强?难道我们把九亿农民给丢掉来富强吗?

  记者:这么大的一个抱负一本书能达到吗?

  陈:我达不到,但是我的声音可以喊出去。我尽我的责任。

责编: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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