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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笔下的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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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

  2017年5月26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专门发文哀悼,称布热津斯基是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外交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美建交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一直坚定支持、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他的辞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损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业会取得新的发展,这将是对布热津斯基最好的纪念。”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宣布建交,邓小平也以“年度风云人物”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变动中中国的新领袖及其领导能力,成为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迫切希望了解的焦点,他需要一个切入点,而长征正好给了他这个“点”。

  “世界上我最佩服两个人,邓小平是其中一位。”布热津斯基的这句话,曾广为流传。他与邓小平的交往,也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81年7月,53岁的布热津斯基应邀访华,并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携带妻子穆斯卡、儿子马克和伊恩、女儿米卡,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我们一家成为踏着历史性的长征路线上红军足迹旅行的第一批美国人!”他感慨地这样说。

  回国后,布热津斯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1981年7月9日下午,我们到达了位于中国遥远的西南省份贵州的娄山关。我们首先攀登了一座不高的山冈,走过狭窄崎岖的山路,依稀可见当年红军在战斗中留下的枪炮痕迹。勇敢地面对着多刺的灌木丛和讨厌的黄蜂,我们登上了更高的山峰。这里有着壮丽的、主导整个地区的全景视角,可以看见远处雄伟的群山、狭窄的峡谷和红军用鲜血拼杀出来的一条蜿蜒山路。正当我和妻子穆斯卡沉醉于这醉人的风景当中,我们的两个儿子为谁更应该获得更大的荣誉而争论起来。伊恩,第一个爬上防固山峰;马克,成为第一个到达娄山关顶端的美国人。无论何种情况,我的女儿米卡都是第一个毫不费力地登上这些山峰的美国女性。

  娄山关是我们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个目标。收到来访的官方邀请以后,我向中国政府请求不按照通常的旅游线路参观,我们家庭因而获得重走传奇性的伟大长征路线部分地方的许可。长征的巨大反响在今日中国依然能被感受到。通过对长征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这个国家和其领导人更加深远的视角解读。

  长征发生在1934年10月的江西省,共产党武装力量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红军部队一路向西战斗,穿过湖南和贵州两省,向西南方向云南省进发,然后向北经过四川省,穿过川西北艰险的康藏高原和草地,最终在陕西省找到了天堂,在著名的延安建立了根据地。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长征反反复复曲折前进着,偶尔也有撤退,总共覆盖了超过从纽约到旧金山来回的距离。这期间的牺牲率是无法描述的。虽然准确的数字不得而知,但据估算在10万人中,仅有8000个幸存者成功到达了延安。像汉尼拔将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一样,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一部伟大的史诗。

  对于红军来说,娄山关战役代表着第一个明显的胜利。为了纪念这次战役,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我们从上海坐飞机,到达贵州省的首府贵阳。空气潮湿又闷热。我们乘坐的是一辆中型客车,陪同的是中国制造的吉普车。仅仅通过观察手表,我们还没来得及调整指针的时间,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自己已身处世界的另一边,远离我们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恩的家。

  一条河流穿过贵阳的郊区,水深且缓慢地流动着。鸭子在浅滩里滑行,孩子们在波澜不惊的湖水中游泳,旁边还有泡在水里的水牛。河上徘徊着难闻的雾气。在桥上我们完全停滞不前,被一群对外国人极其好奇的小孩子欢笑地包围着。

  城镇后面是一座座锥形的山脉。在我们西方人眼中,这使我们想起中国传统古典绘画中的那些相似的山。我们来到贵阳发现这些山真实地存在着。

  长征中,毛泽东带领着红军穿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贵州省及之后的四川省,我们访问了这样的村落。我们可能成为这些村民见到的第一拨西方人。米卡惊讶于当她掏出果味软糖给街上的顽童和干农活的孩子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糖果。令她沮丧的是,这些好吃的美国食品使得这些中国孩子疑惑,当她使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这些是可以吃和享受时,他们退后或躲藏了起来。后来我们使用一架宝丽来相机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巨大的破冰者,我们被孩子们包围着要拍更多的照片。

  在贵州省,我们沿着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路线步行访问了遵义。这是一个乡土的、尘土飞扬的地方,城区被一条河流分隔着,中间跨有一个巨大的石桥。遵义城一部分具有中国城镇的特点,小木屋和狭窄的街道,像毛泽东1935年进城时一样;另一部分则是现代化的工业发展的城市。

  1935年早冬的遵义,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在政治局内部激烈的辩论之后,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超群绝伦的战略家,他的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认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地位超越了周恩来和中国红军的杰出领导人朱德,他们都接受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领导者。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拒绝了莫斯科倡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

  我们被带往参观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现在是纪念红军长征的一个博物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向我们展示了军事指挥屋、通讯屋以及红军领导人和警卫人员睡觉的房间。在这些房间中,保留着当年红军战士的竹帽子、雨伞、稻草鞋和干粮等。我们还参观了农民小屋的一种典型的门,卸下门上的转轴后就可以当作床。为了获得农民的尊重和支持,红军战士被教导借用这种门然后睡在露天,不要占用农民的小屋。我们在楼上看到了遵义会议开会的房间,以及毛泽东的书桌,他的油灯和其他用具。

  遵义会议的决定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持续息息相关。直到最近的1981年6月,遵义的政治局会议被描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长征本身则被认为是国家共同努力的象征。

  我们乘坐火车从遵义到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在车厢里呆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热浪是沉闷的,卧躺在我的铺位上,在闷热中大汗淋漓,不时被蚊虫叮咬。

  长征的路线带领我们来到高山更多的四川西部,我们乘坐吉普车或客车继续我们的旅程。当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时,那里的年轻人正投入在泼水节的欢乐中,这是一个祈求洗去过去一年不顺的传统节日习俗。正当我把头伸出窗外捕捉眼前的美景时,一位鲁莽而振奋的小伙子突然在我的头上泼了一桶水,把我淋得透湿。

  我们接下来行进的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它被深而狭窄的山谷、湍急的河流所切割,被巨大的群山所环绕。这个地区人口居住得非常稀疏。两岸群山之间流淌着大渡河,为了向北延安的方向进军,红军不得不分批过河,以躲避敌人不停地试图包围和摧毁他们。

  我们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碰见了一些村民,与他们所有的对话似乎都表明,现有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给农民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动性,因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得以迅速地改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今年的收入增长了150%。

  正当我们向更远更高的地区行进时,天气变得灰蒙蒙的,时不时地伴有阵雨和暴雨。我们很少能看得见山峰。稻田一片翠绿,远处的群山变得模糊不清,隐藏在层层薄雾水汽之中。

  我们的脑海中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安顺场,在1935年的5月,红军在这里打出一条横穿大渡河的路。第二个是历史性的泸定铁索桥。同样在大渡河上,红军仅用几天就冲了过去。但是在1863年的安顺场,反对满清王朝的太平叛军却迎来了悲剧的终点。他们的领导者,翼王石达开,一个准基督教改革者,没能及时地穿过这条河,被逮捕后押往成都,在那里被凌迟处死。长征中的红军对这悲惨的结局受到了警示,红军知道过河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相似的结局。国民党的武装部队不停地追击,他们希望利用大渡河作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天气在渐渐恶化,暴雨开始引发洪水。在四天的滂沱大雨中,我们乘坐的火车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到达成都的。我们的小型车队离开成都以后,省里的负责人急忙打来电话,建议我们取消之后的行程,因为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村落被淹没,还有大量的庄稼损毁。大部分交通都停止了。但是我们已经在路上,并且无法回头,在我们的四周是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我们了解到,有上百的民众在这次灾害中遇难。

  道路向西藏方向蜿蜒,景色变得富有戏剧性。来自高山和狭窄谷地的瀑布在我们旅行的曲折道路旁倾泻而下。从我们汽车的窗户看去,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深深的峡谷。道路变得愈发坎坷,在某些路段甚至感受到地表的突起仿佛在切割车轮。

  突然,我们的汽车因为前方的巨大滑坡而被迫停止。一些直径达到10英尺左右的巨大砾石从前方的山坡上滑下,还有泥石流挡住了道路。但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这场被迫的延迟是偶然的好机会。在我们右边的陡坡下面,是一条湍急汹涌的河流,它穿过一个孤立的小村落。一座摇晃的悬索桥,旖旎的风光让人无法拒绝,它将我们带向这个小村落。一群年轻的姑娘,跑到我们前边警告村民:路上发现一些奇怪的生物。由此带来的是一阵恐慌,但是,以好奇心为主导的人还是居多。接下来,我们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孩子拍摄的一张宝丽来照片,很快引发了村民对于照片的更多需求和很多善意。不久,大雨倾盆而下,在一位农民的棚屋下,我们坐在矮凳子上闲聊,他还邀请我们享用面条。

  我们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旅行。当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

  安顺场村在河岸的西南边,位于一个宽阔峡谷的腹地上。另一边是一个陡坡,在1935年5月25日,敌人的部队被部署在此堵截红军。安顺场是唯一一个全体公社领导出来迎接我们的地方,当地的党员秘书带领我们去参观红军当年横穿大渡河的渡口。

  敌军有一条船被留了下来,因为他们的一个指挥官在村中访问亲戚。红军抓住机会抢到了这条船,接着派出18人的登陆队,在敌军防守严密的激烈枪炮声中强行横穿。到达桥头堡后,另两条小船被先后发现。接下来的三天,红军运送部队过河的任务变得十分艰辛,桥头堡因此得到巩固。但是不久,运送就被空袭和赶到的国民党军后援部队所破坏。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大部队穿过大渡河的最后一个生命通道。

  泸定桥是我们长征朝圣的最后一站。在我们到达泸定桥时,当地的民众早已涌上了街头。这个小城镇是由一条建于1706年的历史性的铁索桥主导的。由两座中国老式的桥头古堡划分,河的两岸一边一座。这个桥由13根粗大铁链构成,4根作为两侧扶手,其余9根作底链,铺上木板支撑供行人行走。每个链环的尺寸有饭碗那么大。桥剧烈地摇晃着,行人从满是旋涡的河水上穿过。

  就是在这里,长征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此打响,打开了向北的通道。从安顺场到泸定,红军战士不分昼夜地极速行军,当红军的前锋部队赶到泸定桥时,发现敌人已经拆除了桥上的木板,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当时,红军的战斗决定是立刻开展攻击。一支突击队被挑选了出来。敌人的枪炮疯狂地封锁着桥面,22个人组成的突击队,紧贴着铁索,爬行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随着突击队员的冒死向前,接近对岸东桥头时,敌人引燃了堆集在桥头的木桥板,燃起熊熊大火。但是,当第一位突击队员冲到对岸后,紧跟着一个接一个。其他的红军战士则奋力向前爬行,人体替代了那些消失的木板,使得这次攻击更加持久。

  在与一个长征中曾走过泸定桥的退伍军人谈话时,我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官方战史里找不到的有趣事实。通过观察,我判断,国民党防守部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聚集他们的士兵在桥的东门,迎头面对着他们的攻击者。这使得红军的先锋部队可以集中轻重机枪攻击敌军,红军的突击队则乘势冲过了大桥。如果敌人的守军被部署在河岸桥的上边和桥下,可使红军的突击队遭受无情的枪炮阻击。我的中国朋友,现在是一位高级的政府官员,点头同意。然后他笑着说道,“对抗我们的武装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他们也向河岸桥东的守军增援,但是,他们的后援部队没来得及抵达。红军面对的是当地军阀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是‘双枪兵’,一杆是步枪,另一杆是旱烟枪。他们以拿到俸禄的多少来作战,他们缺少军事战略意识。”

  结束这次重走长征路后,布热津斯基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长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邓小平)的领导能力、勇气、身体耐力以及对事业成功执着追求的一种考验。”

  布热津斯基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泸定桥的地理情况,非常高深的峡谷,下面水流湍急,而桥上只有铁索,靠木板连接着两端,而且对面还有人向过桥的人射击,所以情势是非常危急的。

  事后,布热津斯基撰文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中意义巨大,如果红军在敌人的炮火前畏缩不前,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长征的英雄主义让他折服。“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来朝圣的!”他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将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工农红军壮举的崇敬。而从遵义、娄山关、大渡河口和泸定桥等地一路走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一趟旅程下来,布热津斯基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布热津斯基的震撼与感动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长征的魅力;这种英雄主义的力量、勇气与信念的力量,让长征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在中国进入民族复兴、重新崛起的伟大进程之后,长征精神更令世界瞩目。(郭惠 王惠平)


(原标题:布热津斯基笔下的红军长征)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7-12/17/c_1297680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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