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贾奎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廊坊师范学院新闻专业讲师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爱民西道100号
邮编：065000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那些人拥有最多的话语权，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出于什么目的，要求得什么样的效果。事实上，这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说的话所起到的客观效果又是什么。

关键词：话语权、谁在说话、说话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

什么是话语权
 
生活在开放时代的人们看到这个问题也许会感到奇怪，难道有谁把我们的嘴封起来不让我们说话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关键是在你可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和什么人、如何去说话，还有你说的话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很多方面，不同的人说的话可以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人和人之间在生理“音量”方面，虽有差异，但毕竟不大；但是人们在社会话语的表达“音量”方面，却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一句话便可地动山摇；有的人，即使是拼死的呐喊，也显得悄无声息。这便是传播学中所谓的“社会话语权”的概念。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是由不同的说话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在社会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北大教授、著名国学学者乐黛云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发表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语权”代表着某种“游戏规则”。  这个规则的实质就是指在社会上，谁有权说话，谁说的话能传达出去。人民大学授郑保卫教授站在新闻学的角度曾经这样定义“话语权”，指的是公民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广义看，话语权是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的一部分，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是否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中，越是有钱或有权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表达权。

谁在说话

西方哲学家塔西陀说：“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然而这种幸福的时刻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得到的，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当今的媒体上充斥的是富豪们向“处女”征婚的广告，抑或是私家汽车、公寓、别墅、游轮，乃至私人飞机的叫嚣，谁又能理解下岗职工的困窘，以及流落街头以捡破烂维持生存的苦老婆子的辛酸。有谁听到过乞讨者在电视上陈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吗？难道他们不会说话吗？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意愿，这些都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决定的。因为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权力的一方。诸如“真实”，“真理”这样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无庸质疑，“真实”，“真理”其实都是在权力话语操纵下阐述的结果。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施加权利，被动的一方要么操纵同样的话语说话，要么以拒绝倾听和交谈来保持沉默。

     现在的话语权确实是掌握在一些人的手里，他们是官僚阶级、外国老板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你能听得到他们的话吗？听不到。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是现代中国的“失语者”。因为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下人们不可能享受到郑保卫教授所说的“公民的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此时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尽管谁都可以说话，但每个人的说话，必须根据他的投资而传达到不同的范围。在商品社会，必须遵守一条规矩：言而无钱，传之不远；在专制社会，“官”的背景决定了你说的话的传播范围，无权无钱说也没用，或者根本就不敢说、不愿说。

然而“失语者”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就没有为自身的最基本权利去拚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囿于特殊的社会环境的无奈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放弃说话的权利，所以在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在专制社会不只是老百姓，就是下级官员也不可滥用话语权，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弱势群体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话语权的争夺，给皇帝上万言书是一种形式，梁山聚义也是一种形式，至于结果，则管不了那么许多。鲁迅讲得好：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他们在说些什么

说话要在一定的场合，通过一定的仪式、方式、形式加以强调，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达到其他人说话所达不到的效果。不同的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当今时代都在不遗余力地最大限度地使用着自己的话语权。有一段歌谣这样概括当今的发言者：电视经常炒领导，开会剪彩做报告，长篇大论多官话，实事一件难办到；小报经常炒明星，形象生动演艺精，摇头摆臀乱做态，嘴尖皮厚腹中空；广告经常炒大款，乐善好施心肠软，表面一副君子相，心狠手辣只弄钱；文坛经常炒作家，人家不夸自己夸，互相吹嘘连环捧，你炒我来我炒他；国企经常炒经理，回天有术力无比，肥了方丈垮了庙，屁股一拍溜之急；书商经常炒学者，著书立说成果多，写书实为求职称，脱离实际话空说。 一段不长的民谣为我们勾勒出了活跃在当今社会舞台上的众生相，其中政治家的发言具有“无可争议”的性质，而商人或者其他的专业人士的发言又不是“门外人”可以参透的。下面我们就以与我们百姓生活较为进的大众文化开始，看看文化人们在说些什么。

记得几十年前，毛主席批判文艺界时说，有一段时期，我们的舞台上全都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是死人，换句话说，文艺界当时的话语权，大多归了死人。而现在的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固然是死而复活又开始说话，而且现在还没有死而垂死着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大声说话，甚至声音越来越高，再加上其他的噪声，什么流氓阶层呀，小市民阶层呀，帮闲和扯淡阶层呀，二丑阶层呀，都在大声嚷嚷，吵得人什么都听不见了 。更有甚者，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糟踏祖先，荼毒青少年的行为在当今的文艺圈里也极为时髦和风光。为了迎合某些人的爱“黄”心理，不惜将把作为革命者形象代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乱搞男女关系的阿庆嫂，把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变成美女出浴、风情万种的穆桂英以制造轰动效应。

据新版《穆桂英》的导演说：“浴盆是一个人最隐蔽最私秘的场所，人在沐浴的时候最能体现真实的状态；让穆桂英沐浴就是让她回到女性的原初状态，回到女性的本能，回到隐私的领地——杨家的男性都死光了，一群孤儿寡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思念，他们也有对爱情的渴望，有对安宁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穆桂英也不例外。”于是，他所导演的《穆桂英》是这样开场的：洁白的浴缸，充满诱惑的玫瑰花瓣，着红装的穆桂英在柔和的光束下舞弄着娇媚的身体，她与丈夫杨宗保一番柔情之后双双跳入浴盆做了回戏水鸳鸯……

     如果说大众文化的“媚俗”有很多的经济因素在作怪，那么学术界腐败则尤其令人反感、遗憾，然后就是对之的鄙视。如果说从事大众文化工作的中、低级知识分子为了现实利益而出卖灵魂的话，那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学术研究的腐败则尤其令人痛心。学术研究的没落在当今的社会表现在“崇洋、媚内”和自身的腐败。崇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下的一种潮流，学术界也概莫能外，似乎无可厚非之处；媚内则表现在学术研究成了纯正的政治宣传的机器和应声虫，学者们在费尽心机的为统治者的“发明、创造”寻找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一时间表态式的发言、论文也成了学术成果，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学者们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可能的、“不得已”的措施。但他们建立自己的封闭的、独立的“学术王国”则令人不能忍受，这里是学术腐败滋生的温床，也是封杀学术创新的藩篱。学术腐败给人的感觉无处不在，类型也越来越多。诸如抄袭剽窃、他人代笔、买卖书号、徇私关照、项目垄断、虚假鉴定、内定奖项、近亲繁殖等等，花样翻新。但究其实质，无不是钻制度的空子来谋私利。更有一些人将手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结合，互相整合，实现利益最大化 。

说话的作用

语言本来是人们用来交流信息、表达情感的载体工具，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人为地造成了话语权与人类本体的不同程度的分离，形成话语使用上的非正常现象，其恶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有钱有势的人们拥有过多的话语权势必导致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缺失，而这种缺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穷人失语，是自古以来的常见病，得了这种病的后果不外乎两种：造反或者沉默。然而，随着失语者的增多那些拥有超级话语权的群体的话语是否就可以发挥更大、更积极的社会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对抗性意见的反驳，过剩的话语权只会增生出无聊、颓废、偏激和谬误。

“新戏剧”，让穆桂英也洗上了玫瑰浴，把英武豪气的巾帼英雄“还以女人原初状态”，作为导演只能是被看作是“走进了艺术人生的死胡同”？而绝不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创新或者改编，只能是艺术家的堕落和无聊。而穆桂英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改变得了的。学术腐败的危害则比其它类型的腐败更隐蔽和可恶。因为学术腐败破坏游戏规则，侵占学术资源，掌握学术话语权。实际上破坏了社会公正和学术风气，危害尤大。对于时下乱哄哄的你放唱罢我登场的话语局面，其作用可以用杜甫的诗来形容，那就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更何况他们的所谓话语远没有杜老先生所提到的几位人物的话语更有价值，只可能是说得快，烂得快；说得多，烂得多而已。诗人臧可家说过：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