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并未发现这位曾经身经百战、历险重重的新华社记者有何别样，只是手中不停歇的香烟给原本不到30岁的他增添了些许沧桑感，而眼睛周围弥散的黑眼圈则更凸显了他的疲惫。数十天来每天只有2～3小时的睡眠，时刻担心余震的心理，肖林坦言，这些都让他和他的同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然而，作为一名记者，他时刻没有忘记“信息就是生命”。他深信，只有发回更多有益于救援的消息，才是自己真正的职责。

　　勇闯千里救灾“生命线”

　　“14日，我已经采访２天２夜没有合眼，而更为揪心的是，理县等震中灾区道路、通讯中断，那里的人们应该陷入了比都江堰、棉竹、北川更加惨烈的绝望。”面对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理县进行搜救的局面，多年的藏区采访经验让肖林想到了一个凶险重重，但又可行的道路：横穿康巴、嘉绒藏区，从西线迂回。

　　15日14：30左右，肖林和他的报道组翻越1300余华里危险路段，顺利抵达理县境内，作为首批抵达理县的中央媒体记者，他们继续深入乡镇采访发稿。然而在理县各乡镇间不断前进，道路也越来越险峻。“到处是塌方、被水漫过的路面、用几根木头就拼凑成桥梁，汽车被石头完全砸扁、电线杆从中折断、巨大的石头横在路中、树木被塌方剥掉了树枝和树皮、群山在不断的余震中烟尘弥漫。”然而，在行进中他们采写的《成都至理县迂回道路初步恢复通车》等稿件，提示救灾人员可以开车直达理县、汶川这些当时认为“与世隔绝”的震中地带。虽然这可能让很多媒体跟进，使他们失去一些“独家报道”的机会，但这将对抗震救灾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随后的几天，大量救援车队、《新京报》等国内媒体甚至香港媒体沿着这条“救灾生命线”源源不断地到达震中地区，理县救援人员在几天内增加到三四千人，这是靠空降无法实现的。而这条线路也被事后证明是当时唯一从成都、绵阳方向直接到达西北方向的汶川、理县、茂县县城的正确通路。

　　在余震中坚持发稿

　　他们的到来，结束了阿坝和理县“信息孤岛”的历史。

　　然而，16日13：30左右，正当肖林和他的报道组到一个院子里采访时，余震突然发生，此时，天旋地转，一片恐慌。同行的5人有2人走散了，作为报道组组长，肖林没有慌乱，而是迅速安排好各自的任务：2人去打电话发快讯找人，另1人把3台电脑和其它装备抢出来。“我想起了前一天那间房子就出现了裂缝，这个似乎更为危险，于是，我让其他两名同事去打电话，而我则暗自说服自己，一咬牙冲了进去，整个楼里已经空无一人，设备散落四处，我只有一溜烟先抢出一台电脑，再冒险第二次进去把其它东西抢出来。”

　　这次余震也让理县再次成为交通、通讯全面中断的孤岛。他们第一时间发出的稿件，是唯一传递出去的信息，使上级指挥体系能迅速暂停救援车队向理县前进、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并及时调整救灾措施。

　　“我们在理县期间，发生了几千次余震。但为了采访，他们不断在布满裂缝的危楼旁跑过，为了使用发电机的宝贵电源，我们不断地回到已经裂缝的办公室里充电、写稿。刚开始我们还观察好逃生通道、放一个倒立的矿泉水瓶预警，但有明显震感的余震多得无法计算，可能是被震麻木了，又过于劳累，最后小的余震大家基本都不跑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采访了一系列鲜活的报道：一对饥饿的夫妇爬上山，捡到半根空投的火腿肠后主动交公的无私场景；老百姓把仅剩的饭菜端给坚决不吃的部队，双方跪下恳求对方，最后相拥而泣的感人画面；士兵用纱布堵住撕裂的伤口坚持救援；医疗队在余震中跪在地上给群众做手术……这些稿件均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没有时间恐惧

　　生病、余震、塌方、泥石流、大雨……听起来似乎每一项都在加剧着他们本已危险的处境，然而，面对不断增加的灾难，他们甚至都无暇担忧自身的安危，一次次突发的不幸，只有迎难而上，做好报道，恐惧和担心只会徒增更多的麻烦。

　　5月17日，肖林出现了明显的咳嗽、气喘症状，在确诊只是感冒和劳累后，他拒绝了医生打点滴的建议，要了点口服抗生素后继续工作，因为打点滴意味着加重其他记者的工作量，占用重伤病员的床位。

　　19日，得知他们所在一两公里外的山体出现大面积整体裂缝，并且他们住的武警中队不到一公里外的山体也出现了大面积裂缝，附近的营盘村小学已经把学生转移。20日晚上，天空开始下起大雨，水开始漫进帐篷里面……

　　“回到帐篷，我心情特别沉重。有人问‘情况怎么样？’。‘山上有裂缝，不过现在要撤更危险。’憋了半天，在紧张的空气中，我把1万立方米的数字咽了回去。因为我知道，理县海拔1422米至5922米左右，整个县城实际上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撤退到广场还要走２公里左右，路过山脚和大片危房。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时间能离开理县，要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雨夜撤退到广场，容易感冒，而且耗尽精力、体力，情绪低弱，恐怕很难熬太长时间。‘抽完这根烟，早点睡，明天还要写稿呢。真有泥石流醒着一样跑不了。’我安慰着大家，还让王师傅把手电整晚开着，吊在帐篷中间以防万一，熬过这艰难的一夜。”

　　在这些困难、危险之中，他们顾不得去恐惧，即使是在安全形势最危急的5月19日和20日，仍在坚持采访、写稿。在8天7夜里，共发回100多条公开报道、内参文字稿和图片，真正做到了用信息挽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