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朱幼棣渐渐淡出记者圈子，他曾去山西，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那是有实权的日子，但他一到周末，就会问省委书记有没有事，“如果没有，我就找个车，到各地去搞一些文物古迹的调查。连日本人都写了一本山西古迹志，我们怎么不能写呢？我就一个一个跑嘛。也不要政府接待，就到路边的小饭馆吃饭，住也住小旅馆。否则你应酬很多，要吃饭，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你这里来拜拜码头，那不是跟黑社会一样么……”

    朱幼棣对一些饭局很头疼，“老是想着做官，吃饭时就没什么可说的，总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个位置，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谈论这个东西！也不谈论工作。”

    省委书记讲完话，有人跑过来拍马屁：书记啊今天你讲话讲得太好了，人家鼓掌鼓了15次！“我听了就很不舒服，书记问我讲得怎么样，我说，好是好，但这个话不该由你来讲。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你书记来讲……书记听了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说得有道理。”

    不久，朱幼棣又随那位领导调回北京，在扶贫办工作一年后，2001年，他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对于这个新“饭碗”，朱幼棣解释说，我们研究室主要就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

    人在中南海工作、研究报告可直达总理，难免被冠上“文胆”“高参”的帽子，朱幼棣比较坦率：“我觉得这些称呼都是有些人自己吹的。有些人去了趟中南海回来就吹，中央首长只是要听听你的意见，报告中一句话不用你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分量，个人力量还是很渺小的，是集体的努力。”

    “政府工作报告我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作用，领导讲了就是领导的，跟你无关，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总觉得，你提的意见建议太超前或太专业，也未必就到领导的兴奋点，领导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你的意见不一定能进入他当前重视的那个视角。”

    “我们研究也是，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以前穆青讲过嘛，有时候我们送给领导看的东西，就像做广告一样，你不停地送，最后领导就会觉得‘味道好极啦’！”

    从1980年代起到现在，历经四位总理，朱幼棣其实故事很多，用他表弟的话讲，他是座“新闻富矿”，我们问他，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撰写回忆文章的打算，他笑着摇头。

    写书倒会继续，也许下一本书的名字会叫“一个人的旅程”，“还是关于文化历史的。”

    “也和政治无关。” （安库雷 黄一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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