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张照片胜过一千个文字。一个好的场景文字描写也会胜过一张照片。关键在于读者是否“相信”作品中图解的事实。记者通过图解事实，使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从而控制读者。优秀的新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给读者的感觉跟小说相似，会在读者脑海中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不是通过瞎编乱造欺骗读者，而是植根于事实和现实世界，使读者对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他们所在的社会有所感悟。幻觉同时也是一种在想象中和创造性地解释新闻事件的方法。在古希腊语种，幻觉一词phantaskikos意思是指在头脑里展现一种可视的画面，使人们的某种普通的经历图解化，容易为人们理解。在脱口秀、有线电视、卫星直播和网络媒体的滚动报道时代，新闻报道对文字的要求更高：新闻必须可读性强, 吸引人.要注意场景描写和故事的细节, 以换起读者的想象。记者是利用细节和场景描写，通过文字在读者头脑里产生一种生动鲜活的画面。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9日冰点《不教黄土过阴山》（记者沙林）中的一段：

在西山湾村，有一位叫李海峰的农民谈起十几年前的多伦，似乎一下忘了日常的艰辛庸常，心驰神往：“哎呀，那时柳条遍地，大榆树呼悠呼悠的，坡上岗上全是槿条子和大树，我那时给生产队放100多头牛，牛跑进去就全被埋没了，我在梁子上看不到，还得去找牛去。那时洗脸盆粗的大树到处都是，现在1棵也没了。那时狍子成群，野鸡也成群，狐狸出没，那时我放牛，躺在树下，经常看到飞起来的野鸡铺天盖地，起码有300多只，而现在就剩黄沙了，什么都没了，地没法种了，羊没处养了，以前攒下的1万多元钱用光了。”

这种画面给读者印象深刻，它给读者带来的是有声有色的鲜活场面。

有经验的记者通常是通过描写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场景作为新闻报道的开头。

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26日冰点《冯骥才哭老街》（记者 董月玲）是这样开头的：

　天津有个地方叫大直沽，大直沽从前有座庙叫天妃宫，后被八国联军烧掉了。3年前，这儿忽然被一个开发商买下，建新房。

　 作家冯骥才得知这事儿，坐不住了。

　 “我们猜测这儿可能就是天津的发源地，因为有庙宇的地方往往是最早的聚落中心，我们请考古队去挖。”

每一代的人，在地下都有一层遗留物，像陶瓷碎片、房基啦。考古队一层层地往下挖，像掀开一页页大书。他们一直挖到宋末元初的东西，这就是天津的根儿了。

冯骥才马上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希望你们注意，这地方必须保护。城市的遗址，就是这个城市的胎记。一座城市若能在市中心找到它的胎记是这个城市的福气。

最后，市政府花了3200万元，把这块地儿买下，包括开发商已经盖起的楼房，然后把房子炸掉，建一座“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稿件的开头要有一个兴奋点,或卖点，这个兴奋点必须是记者非要写出来与读者分享的观察。在文字运用上，文风要朴实，文字描绘的场面是调动读者的大脑想像力和情绪,而不是他大脑的抽象思维。新闻故事的细节描写应该是告诉读者，记者要他们去想什么和怎么想故事的开头必须吸引人.可以通过描绘一个你的读者非要看的场面或非想听的直接引语。这些场面和人物必须有一种紧紧抓住读者的力量。如：

特写：治沙使古长城露出地面

新华社宁夏沙边子村十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周建伟、李努尔、刘秦）美国航天飞机拍摄的中国西部沙漠的照片令郭东华教授心跳加快：难道那条白带是万里长城？

“起先，我们弄不懂这种图象是什麽”，中国科学院远距离探测设备研究所的郭东华教授说：“因为穿越沙漠地带的古长城大部分被埋住，我们以为那是一条路。”

现在终于证实这段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宁夏盐池县的古长城是建于一千四百年前的隋代长城，现仅存二十多公里，约六至十六英尺高。这段长城完全由泥土夯筑而成，而非砖块和岩石。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和被流沙覆盖，人们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它。在隋长城旁边的六百年前的明长城长达一百七十八公里，过去也曾“长眠”于沙丘之下，仅看得见二、三米高的烽火台。如今，随着风沙的退去，十几米高的明长城已基本恢复到被流沙掩埋前的原貌。

与科学家同样兴奋的是生活在古长城附近的村民。宁夏盐池县柳杨堡沙边子村的村民得知家门口一天天长高的土堆竟然是中国仅存的古长城时，村里沸腾起来。村民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纷纷围拢在古长城周围，一边看考古专家测量，一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轻轻地摸挲那一千多年前的黄褐色土城墙，大人们还不时地告戒小孩子不能爬上去踩踏。沙边子村农民白春兰说：“真想不到这麽多年同风沙抗争，还使脚下这片沙漠里的长城重见天日。

”沙边子村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十几年前，村里被风沙逼退得仅剩白春兰一家。为了生存，白春兰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开始向沙漠挑战。他和家人用架子车从远处运来水，在沙丘上种植柠条、花棒等沙生草类和抗旱树苗，固定流沙。然后，用铁锹把流沙挖走，利用流沙下的地下水修成带子井，开发水浇地，种植小麦和玉米。政府还投资在沙漠边缘兴修了引水灌溉渠道。经过年复一年的治理，当年只有一棵树的黄沙窝如今变成了一片绿洲。仅白春兰一家就植树一万六千株，绿树掩映的村落中又有了二百户人家。在村落的边缘，古长城也露出了地面。

在充满了诱惑力的开头之后，作者可以通过在导语之后，用过现场的直接引语、添加解释、背景，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阐述出来。如：

杨子江传奇的河豚面临灭绝[1]

中国武汉电 — 从前，气势庞大的杨子江曾经是几千头中国河豚的游乐场。而今天，这条河成了他们的坟场。

这种看上去优美的、长鼻、白肚皮的河豚，在神话中被传说为能在湖面和江河上驮着神仙狂奔的骏马，今天正在遭受铁钩刺杀、鱼网缠绕、污染窒息和挖泥爆破和轮船螺旋桨打成碎片的残害。

今天，中国的河豚（中国人称其为白暨豚）漂浮在灭绝的边缘，这是人类在经济发展的长征中又一个牺牲。专家估计，中国的白暨豚目前不足100头，成为世界上最靠近濒临灭绝边缘的动物之一。而且，很快的，如果白暨豚还能活那么长的话，白暨豚将面临另外一场求生存的挑战：三峡大坝的建成将改变水温、洪水的模式和这个稀有淡水豚的栖息地。

寻找细节的目的是以小见大，观察到事物的本质。从具体的细小场景入手,然后再拓展到重要话题。如《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这篇报道：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污染领袖[2]

北京11月29日电-- 在寒风中，卖红薯的小贩站在热闹的街角，双手揉搓着冻僵的耳朵。他的手和脸被那个烧着煤球的铁锈斑斑的炉子熏得又黑又脏。

"是的，我知道这会带来污染，"这个姓徐的小贩说。吐着橙色火苗的煤球在烘烤这红薯。"我知道煤块会带来污染。的确，国家不让烧煤。但是，没法子，而且，我仅仅烧一点点煤。"

事实上，每一块煤都是不容小看的。8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双倍增加了这个国家煤的消耗。据世界银行介绍，1995年达到13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一个人来到北京，不用睁眼看，仅用鼻子闻就可闻到污染的证据。游客在北京一下飞机迎面而来的就是煤的味道，这里的空气污染比纽约恶劣6倍。从北京西部庞大的首钢到东部这个卖红薯的小贩，他们每天把致命的精细污染颗粒，如二氧化硫、一氧化氮倾倒进这个国家的首都。

新闻稿件，无论是什么样的体裁，都要有一种视觉感, 让人读起来是亲近的, 有人情味, 让人读后忘不掉。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追求的是细致的观察、具体的描写。读者读了这种新闻作品，有一种入其境、见其人的感觉。请看《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9日冰点《不教黄土过阴山》（记者 沙林）：

记者来到黑山嘴乡，去看“著名的”流沙把房子埋没的情景：农舍的后山墙已经在黄沙中消失，人们可以直接踩着沙原走到房顶。农舍正面的沙堆略小，还可容人们出进房屋。

农舍女主人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沙子把我们的田都毁了，我们在坡上种点东西都干死了。羊也没地方吃草了，孩子他爸只能去外地打工，我和孩子放两只羊，孩子也上不起学。凑和活吧。”

她的两个肮脏的孩子簇拥着她，屋子不远扔着死猫和垃圾。

再如《纽约时报》记者写的《回到旧北京时代》[3]中的几段：

我喜欢这个狭窄的胡同，是因为它没有被重建。理发店、裁缝铺和推小车沿街叫卖各种食物，如土豆和柿子，混杂在显示旧时代标志和招牌的老店铺中。有几个店铺出售盗版光牒。有一些店面还残留着几个世纪前的铺面板，包括屋顶上有特色的厚厚的屋檐。

如果你偷偷地顺着半开的大门往四合院里看，你会看到有人在洗衣服或干其它家务。你会很稀罕地发现院落里原本有几个大花园，这些四合院就是根据这些花园的名字命名的。在毛的时代，好几家人挤进了本来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的花园被丑陋的砖房给占据了，这些房屋一直占据到今天。大部分的院子住有2-3户人家。四合院采用原始的下水道，用煤球取暖。

如果你现在逛累了，到40号（门牌），你做一个头部和颈部按摩，2美元按摩30分钟。对面是37号，是一处破败的佛教寺庙，屋顶长满了草。墙上有一个牌子表明为文物保护建筑。但是，陪同我的老洪说，“遭受了这么多的破坏，这个标志毫无疑义。“但是，老洪说，今天住在庙里的人家做装裱传统的字画生计。

最后，我们来到了挨着胡同口的5号。这里过去曾经是享有声誉的销售烟袋和烟草的店铺，一直到50年代中期共产党决定接管私营店铺时才停止买卖。这个建筑的一部分被封起来了，一部分被一个裁缝铺占着。但是，这个建筑基本完好地保存着19世纪的木板店面。你可以透过旧招牌发现木板上残留的绘图。在木板上，残留有弯曲的铸铁挂钩。要看清这些残迹，需费点神。但是，如果你能停留一分钟，想像100年前这里的场景：大胡子的旗人走进来，品尝刚刚到货的云南烟草。

有些编辑记者认为，只要在一条新闻导语和内容里塞满了“全国”、“全球”、|“国际”这些大字眼，就会增加稿件的价值。事实上，一条新闻一旦在题目或导语里加上了这些大字眼，很可能就减弱了它们的新闻性，而相反，如果一条新闻从具体的、富有人情味的小故事入手，就会身价倍增。“全国化”或是“全球化”新闻决不意味着头脑发热，任意给拔高和提调。新闻价值的“全国化”或“国际化”也不是简单地在导语或题目中加上“中国”两字。 恰恰相反，而是要从一个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开始。如新华社的《两根竹竿铺出的脱贫路》：

新华社昆明4月3日电（记者原兴伟周笑雪）小凉山农民哲里布清楚地记着10年前县里挖坑种苹果时发了两根竹竿。

他说，“这两根竹竿一根代表坑挖多宽， 一根代表要挖多深。 我们村里人多数不识字，跟我们说有多深多宽没得用。”

这“两根竹竿”可能是中国扶贫工作中采用的最简便有效的工具之一。正如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一位官员指出的那样：“我们缺少的不是农业技术， 而是如何使它简单易学， 以便于在落后地区推广。”

在过去10年中， 中国政府设法使农村贫困人口从一亿两千五百万减少到五千八百万，主要就靠普及技术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

有的时候，最能抓住读者的细节往往不是让人高兴的画面、观点和引语，而是让人读后感到生气的东西。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26日冰点《冯骥才哭老街》（记者 董月玲）有这样一些引语：

“20年前我们的对手是保守僵化，现在的对手则是一味地追求新潮。”冯骥才认为。

他说他常问一些当官的：你们到底要把城市改造成什么样子？回答有两种：前一种是，没想那么多，先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再说；后一种是，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城市具体是什么样的？回答就卡壳了，“没想那么多。”

“我真害怕，现在中国的城市正快速走向趋同化，再过30年，咱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如果中华大地变成清一色的高楼林立，霓虹灯铺天盖地，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

“世界许多名城，都以保持自己古老的格局为荣，而我们却在炫耀‘三个月换一次地图’，这是可怕的‘奇迹’”。

“我们不能在目瞪口呆中，听凭历时600年的一条古街，在民工们无知的铁锤下粉身碎骨，荡然失去。”

估衣街一带的居民搬迁已开始，搬空一处就拆除一处。志愿者不断地从现场打电话给冯骥才，告诉他新发现的每一组砖刻、石雕，一块牌匾或一件传之久远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以前都奔估衣街来，现在都知道拆了，不来了。就剩下这段儿，完了，人气儿没了。”

今年9月13日，我去天津采访冯骥才，一下火车，我就先奔估衣街，想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样儿。出天津站，过海河往西，坐车没走多远就到了。估衣街西段还是拆了，现在是工地，街两边搭着脚手架，正在建低层砖楼。

上述这些画面和引语都不是让读者愉快地读下去的, 但是让读者感到一种力量, 让读者生气、让读者下决心去行动。在看英国《经济学家》上的一篇报道：

中国现代化者在毁坏首都[4]

9月7日，他们开始拆除曹雪琴的院落。曹雪琴是18世纪小说《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巴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分别在法国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座房子档住了北京市政当局修建的另一条无灵魂道路的去路，这条新修的道路将穿过天安门广场东南部有几百年历史的狭窄的古老街区，北京的方言称这些狭窄的街巷为胡同。

当局诡辩说，迄今还无法确定那就是曹的房子。如果那些要求保护这所房子的学者们能说服当局这真的是曹雪琴的房子，当局将在故居拆除后的原址设立一个纪念牌。6条车道的大街对当局更有诱惑力。香港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开发商们对新道路两旁的商业建筑直流口水。

在拆除曹的房子的前两天，一个6代住在这个院落的姓马的老人说，“只要有一个当官的说一个字，就可以阻止这个悲剧。”

记者的写作过程有点像一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记者是根据现实主义的或新闻的写作规律，用事实建构图像。记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感染人、更有说服力，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式去写作和塑照照人物，不使用定义的或概念性的语言简单地陈列出来，而是选择能揭示新闻本质的时刻、场面、人物为新闻由头，以人物为中心，突出描写他们与事件有关的活动，做到有人有事，有言有行，有详有略，象电影一样。如《冯骥才哭老街》中的一段：

从里边出来个中年男人，说是在这里工作的。我问他这房子旧了，还好用吗？

“好用！”他回答得特干脆。“比新房子还好用，结实着那！你看看人家这墙缝，都是和江米汤灌的。我跟你说吧，1976年大地震，我那瓦都没被震掉。”怕我不信，他领我进后院，果然看见房顶上一排排青色老瓦。

新闻的可视化写法把事件中的“僵尸“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像今天流行的那种新闻写作套式，把活人变成了僵尸。记者在故事的写作中，通过塑造人物来讲故事。人物的塑造，是选取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 抓住那些足以说明事物和人物特性的片断、引语， 着力铺陈渲染， 使得这些人物跃然纸上， 呼之欲出。通过故事的高潮起伏，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的展开，步步紧逼，扣人心弦，新闻作为历史的第一章复杂的发展过程就这样生动地、明白地告诉了读者。如：

“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常常在我心里活起来，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已。常常一个电话来了，说哪儿哪儿哪儿要拆了，叫我赶快去，十万火急，我‘噌’就站起来了。这些事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

其间，冯骥才说他不断地写文章，在报纸上讲他的目的和想法，老百姓渐渐也知道了。“后来摄影师每到一个地方拍，老百姓自己就把家里的梯子搬出来，让他们上房，也不怕你踩坏房上的瓦，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事的意义。后来，有的老百姓也拿起照相机，和自己的老房子拍照留影。

还常有古董贩子找上门来，叫冯骥才“开眼”。带来的东西，都说是天津老城的，看得冯骥才怦然心跳。他决定跟古董贩子到老城走一趟。

半年没去老城的冯骥才惊呆了：“颓墙断壁，触目皆是。在推土机的轰鸣声，城中多处已夷为平地。海张五那大宅子呢？益德王家那座拱形刻砖门楼呢？明代的文井呢……全没了！全没了！”

他跟着贩子进了一座大房子。房里像个大仓库，堆着旧家俱，从老房上拆下的镂花隔扇、砖雕石刻。“这些被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一堆堆残肢断臂。但注目细瞧，这些建筑构件，无一不是精致讲究。”

一问才知，这里果然是津门二百多年的金家老宅，这间大房子就是金家的书房。这金家祖上就是中国山水画大家金玉岗（芥舟）。

1999年12月9日，冯骥才突然得知这条老街也要拆了。“我一下惊呆了，无法置信。眼前立刻出现那一片苍老、迷人、情深意长的老房子。”他说抢救估衣街，就跟打仗一样。

谦样益1917年建成，为中西合壁的三层楼宇，飞檐连栋，四壁雕梁，气势恢弘。外墙的下半部为清水墙，以津地著名砖刻为饰；上半部是精美繁复的铁花护栏。

“我们对楼内外的文物现存进行考察，发现内部保存非常完整。木质的檐板、楼梯、廊柱，一律雕镂精工，古色古香，优美之极，而且毫无破损，保持了原有的气质与风貌。”

冯骥才赶紧召集了有志于城市文化保护的志愿者，决定做四方面工作：l、邀请专业摄像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2、拍摄照片。在对估衣街仔细的文化搜寻中，将所有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像机的底片上。3、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4、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尽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优秀的记者需要有一对灵敏的耳朵去寻找精彩的引语‘一双敏锐的眼镜去观察细节。在写作技巧上可以借鉴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记者要牢记与小说家的根本差异：新闻记者在写作中，总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做任何文学的夸张和虚构。记者运用的写作手法，如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直接引语的运用，要会运用“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直接引语来让人物登台亮相，同时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暴露他们的本质。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26日冰点《冯骥才哭老街》（记者 董月玲）中的几段：

“我对估衣街有感情，人送我外号‘业余导游’，爱跟人念叨这里的历史。有时一拨拨旅游的，在街上溜，只要停我这儿，我就往前凑，聊呗，反正我知道得不少，人家听了也美。

“1989年买卖最好，抢购风，人海了。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事，是个老头。倍儿老了，都毛八十了。

“那是一个下午，老爷子西装革履，一看就是从东南亚那边来的阔主儿。一张嘴，好么，满嘴天津味，海外杂音一点儿都没。后边呼噜呼噜跟了一大群，十多号人吧。

“我站马路边就跟他们介绍，什么万泉堂、乐仁堂、五彩胡同，我逮吗说吗。老爷子就接过话茬说这儿变样了，那儿还没变，他说自己是老侯家后的，曾在估衣街好几个店学买卖，后来才跑南边去的。我们越聊越热乎，老爷子说，闭着眼寻思，哪如这样亲眼回老家看看好哇。

“人家坐飞机来一趟，就专门为看估衣街，凭吗？就凭这风土人情跟别地界不一样，要不哪会走了那么多年，惟独对这儿念念不忘，非回来一趟才安心。

“来看估衣街的、欣赏估衣街的人有的是，看的就是这儿的老味儿。瞧这门窗，全是老的，花梨木的，可惜油过了……”

上面大段的直接引语，与导游的身份和“老天津“的性格吻合。

用细节描写意味着舍弃没有形象感的形容词、晦涩的专业术语、空洞的概念性词语。英国记者格林说，“要让事实说话， 而不是让形容词来拔高这个事实， 要抛弃那些形容词。” 新华社有一个编辑室曾经有一个硬性规定，稿件中有一个形容词就不签发。一切要通过记者深入现场采访的细节、感人的事实和引语来表明。通过自己把眼睛观察到的或采访到的事实，通过筛选， 把自己的观点、感情表达出来。感情不要通过形容词、更不要通过排比句或成语来表达，要通过用朴实的语言描述的事实来表达。看看《纽约时报》记者写得这篇报道：

在中国的繁荣里，农村穷人感受扩大的鸿沟[5]

中国阿里（音译）电 – 在一座行将坍塌的泥坯房子里，偎依在一堆脏乱的衣物旁的郑行荣（音译）用一系列有力的否定句描绘她的生活。

你的孩子们多长时间吃一顿鸡蛋或肉？

“从不！“

你有收音机或电视机吗？

“没有！“

你14岁的女儿上学吗？

“没有！“

你8岁的儿子有玩具吗？

“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不敢有梦想，“这个40岁的妇女说。她的家庭是山东省黄河北部一个贫困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之一。

乘车仅仅3个小时之远，有一个名叫洪远（音译）的村子，靠近济南市。在这个村子里，45岁的李华主（音译）和他的妻子、39岁的陈雪容几年前还是农民，今天骄傲地向来人显示他们刚刚用现金购买的旧加油站。他们要利用这个旧加油站扩充他们的工厂，那是一家精细打琢花岗岩的公司，这种花岗岩作为工业用品出口。

他们的17岁的儿子有一些非常大的玩具——VCD播放机和一辆摩托车。而他的姐姐在一个护士学校。陈女士梦想他们在不愿的一天能购买一辆汽车并建一座两层的楼房。“不，“她丈夫插话说，”是三层楼房！“

在一个家庭的绝望和另一个家庭的梦想之间展现给中国的是一个崭新的问题：迅速增长的经济差距。

细节描写会极大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效果，给读者一种直观性、贴近性和现场感。发现生动的细节、鲜活的直接引语，依靠的是新闻敏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但是，敏锐的观察力并不要求你比别人聪明, 只不过是走到那里都要保持灵敏的新闻嗅觉。什么是灵敏的嗅觉 ？它是新闻敏感、灵感和触觉，犹如电视机的摄像头和摄影记者的相机，抓拍令人难忘的画面。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9日 的特稿 《女博士改变了特困村》(记者 张可佳)的导语：

“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经历，我不会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穷的地方。”刘燕丽博士说起她在贵州省纳雍县千秋村的志愿者生活，十分感慨，“能帮助这么贫困的山乡父老开始摆脱贫困，真是一生的欣慰！”

文字中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可视镜头：

“千秋村农民的日子真是苦啊！”挑一趟水，来回半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洗菜、洗衣服的水再给牲口喝，小猪小羊常常不明不白地死；就因为饮水不洁，村里闹过霍乱，一次死了十几个人。有了亚行的钱就能改变这里的一切，这正是农民盼望很久的事。

有了电，村民只用半小时就加工出一家5口两个月的口粮，而过去靠人和牲口推磨，一天的口粮就得磨两个钟头。有了宽阔的山路，赶集也便当多了。一个妇女走亲戚时发现外村一种好吃的糯玉米，用地膜种能早半个月上市。那时千秋村还没人用过地膜，那妇女头一个学着种。当地5天一个集，她每回都紧紧张张赶3个集，近的7公里，远的15公里，早上4时半就走，深夜才回家。后来她的瓜、菜也都这样种了去卖，挣了很多钱。

“其实，贫困的人也很聪明。只要给他们机会。”刘燕丽特别关注妇女，她回忆说：“村里刚一通电，有个妇女就去县城学加工皮鞋，回来教她全家人做，一星期赶制出20多双皮鞋，拿到集市上卖，虽然辛苦得很，但是赚到了钱！他们过去是没机会，现在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就能脱贫了。”

“穷得一年有多半年连土豆、玉米都吃不上的村民，最希望的是他们的孩子不再受穷。但如果不受教育，将来就不能出去做大事挣大钱。”刘燕丽想满足村民们的愿望。她看到当地的老师不顾及这些穷孩子的接受能力，也不在乎教学方法，打击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认为穷孩子不聪明。于是她先培训当地5个村子的14名小学教师。然后自己也出任小学教师，从一年级的孩子教起。

在她班里有24个学生，年龄大大小小，有的是一家兄妹三个都没上过学，一起读一年级。刘燕丽把关怀和爱带给每一个孩子，她认为这比讲知识更重要。孩子们都学得很轻松，师生没有上下长幼之分，就像一群好朋友。

“拯救一个妇女就能救活一个家庭”。刘燕丽在村子里办起妇女扫盲班，教她们识字，和她们交流想法，帮她们出主意，还教她们怎样加工马铃薯粉，讲什么时候给小鸡打疫苗。当一个30多岁的妇女第一次在自己加工的皮鞋上亲手写上尺码的时候，乐得合不拢嘴，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学会写字。我这么笨的女人还能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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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bled Dolphins Face Extinction in Yangtze，BySteven Mufson，Washington Post，December 9, 1997

[2] Rising Coal Consumption Makes China a World Leader in Pollution,BySteven Mufso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0,1997

[3] Back in Time in Old Beijing，February 13, 2000，By ERIK ECKHOLM，the New York Times

[4] China’s Communistmodernisers are wrecking the capital，Economist，

[5] In China's Boom, Rural Poor Feel a Widening Gap，October 9, 1999，the New York Tiems, By ERIK ECKHO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