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苏托罗夫人

　　印尼与人类学

　　奥巴马2岁时，中途辍学的安重返大学校园。这位20出头的单亲妈妈经济紧张，靠政府救济生活，靠家人照看小奥巴马。

　　安用了4年拿下学士学位。这期间，安在夏威夷大学校园里遇到了另一位外国学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罗·苏托罗。苏托罗愿陪安的父亲下国际象棋，愿陪小奥巴马玩摔跤游戏。1967年，安成为苏托罗夫人，几个月后和苏托罗一起去印尼。在那之前，安从没离开过美国。经过长途飞行，他们在印尼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降落。奥巴马写道：“从飞机上一下来，停机坪上的热浪迎面扑来，阳光热得像烤箱一样。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决定要保护她。”

　　苏托罗的家位于雅加达郊区，这里尚未通电，道路泥泞不堪，通货膨胀高达600％，物资短缺。安和奥巴马成为这里仅有的外国人。为与邻居家的孩子玩到一块儿，胖胖的奥巴马总是坐在院子的围墙上，像一只大鸟般摇晃着双臂，嘴里还模仿着鸟叫声，这个怪异造型惹来孩子们一片嬉笑，也为小奥巴马带来了许多朋友。还记得他的凯·伊克纳拉说：“他让我们哄堂大笑，然后大家就一起玩了。”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入学年龄的奥巴马进入一家教会学校。奥巴马在学校很引人注目，不仅是唯一的外国人，而且比本地同学都胖。不过，同学的嘲笑奥巴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也不介意被人叫做“小黑人”。因为除外形外，他已完全融入印尼生活：他和本地孩子一样大口吃豆腐和豆豉，爬树去摘番石榴。

　　刚到印尼时，安总会给乞讨者一些钱，但后来发现乞讨者实在太多了，根本招待不过来，因此不得不对施舍的对象有所选择。苏托罗曾对年幼的奥巴马说：“你母亲心肠很软。”

　　安母子越来越像印尼人，丈夫苏托罗却越来越像西方人。他受雇于美国石油公司，并安家在一个高档社区里。安对丈夫带着她参加没完没了的聚会感到厌烦，因为在那里满耳听到的都是男人在炫耀高尔夫球技，妇人们则在抱怨家里的仆人。安喜欢印尼文化，苏托罗满脑子想着赚钱。安和丈夫很少争吵，但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安后来在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她每天很早起床，凌晨四点把儿子叫起来，赶在上学前让他学习英语。在教会学校上了两年学后，奥巴马转入附近一所公立学校。虽然仍是学校里唯一的外国人，但由于奥巴马能说印尼语，所以很快交了新朋友。

　　安很在乎儿子的黑人血统，她希望不同种族和谐共处。晚上下班时，她经常带民权运动的书籍、美国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马哈利娅·杰克逊的录音回家。这一切给奥巴马留下深刻印象，“她喜欢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她相信人们虽然拥有不同肤色，但本质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是错误的，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安的小女儿玛雅出生于1970年。

　　1971年，安依依不舍地把10岁的奥巴马送回夏威夷交给父母照顾。在夏威夷，奥巴马能进精英学校念书，这反映出安对教育的重视。可无论如何，长久的分离，对安和奥巴马都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小女儿玛雅回忆，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但她觉得，不要被恐惧或狭隘的定义所束缚，不要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我们应当尽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亲情和美好的事物。”

　　一年后，安也带着女儿回到夏威夷，但将丈夫留在了印尼。她到夏威夷大学就读人类学硕士课程，以印尼爪哇文化作为研究方向。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安又找到了自己追逐的梦想。

　　苏托罗经常到夏威夷探望妻女，但一家人再也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1980年，安提出离婚。

　　经过这么多磨练，安的性格变了。她不再是那个伶俐文静的小姑娘，认识她的人都会感受到她的直率和热情。更重要的是，安的独立性让人印象颇深。

　　安·邓纳姆·苏托罗

　　人道主义生活

　　带着一双儿女在夏威夷一间窄小公寓里生活了3年后，安决定重返印尼，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14岁的奥巴马告诉母亲，他决定留在夏威夷，他厌倦了一切从头开始，他喜欢在外祖父母的监护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无法说服儿子，所以母子再次分开。

　　安带着玛雅回到了印尼。在那里，她和朋友开玩笑说儿子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

　　离婚后，她把名字改为安·邓纳姆·苏托罗，并为福特基金会工作，承担女性和就业方面的任务。安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喜欢印尼文化。她总是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乡村，和村民聊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特别关注妇女生活。

　　由于热情好客，她的住所经常办聚会，各种身份的人汇聚在这里：有政治家、音乐人，也有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在上世纪80年代，印尼社交圈里单身母亲并不多见，而安却在那里站住了脚。印尼人接受了这个卷发的白人女子，而安也在那里如鱼得水。在家中，安穿着印尼妇女传统的蜡染家居服，出门吃饭时，她也偏爱路边小店里的面条和肉丸等当地食品。

　　安职业生涯的最大成就是1988年到1992年间参与协助印尼当局制定财政计划，给需要帮助的穷人小额信用贷款，这一计划如今已成为成功范例。

　　为了事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经常奔走于印尼、夏威夷与纽约之间。为了小额贷款，她甚至还在巴基斯坦住了一段时间，曾带着女儿借宿在朋友家，甚至还住过车库。颠簸的生活为她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比如一些爪哇短刀、花色怪异的蜡染以及稻草编成的草帽等。

　　1992年，安终于完成了长达1000页的博士论文，这部边工作边研究写就的论文用了10多年才完成，也凝结了安大量心血。在这部关于印尼农业社会锻造技术的文章中，光是术语表就列了整整24页。卷首上，安写着：仅以此送给贝拉克和玛雅，他们很少抱怨母亲不在身边。

　　或许是论文消耗了安太大的精力。1994年，在雅加达与朋友吃晚餐时，安感到肚子痛，当地医生的诊断是消化不良。几个月后，安回到夏威夷仍感不适，再去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卵巢癌。

　　在安离世之前，她读到了儿子奥巴马所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草稿，全文几乎都是在说他父亲。安的一些朋友很惊诧，并为辛苦拉扯孩子的她抱不平。但安却泰然自若。安的朋友佩鲁索说：“她从没抱怨过半句，只是说这是儿子的作品。”但当时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奥巴马，都没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有时想，要是当初知道她躲不过那场病，我或许会写一部主题完全不同的书——不是对缺席的父亲的沉思，而是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永远站在身边的母亲。”奥巴马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序言中写道。

　　1995年11月7日，52岁的安离开了人世。奥巴马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那时没能陪在母亲身边。他听到噩耗后赶到夏威夷，将安的骨灰撒入了太平洋。后来曾有人问奥巴马最珍视的纪念品是什么时，奥巴马回答说是一张瓦胡岛南岸悬崖的照片，因为他母亲的骨灰就撒在那里。

　　奥巴马回忆母亲时说：“我认为，她是我所认识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品质都源于她。”

　　安的很多朋友也能从奥巴马身上看到她的影子，尤其是奥巴马自信地笑起来的时候。

　　本版文字 孔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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