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7日电 香港《大公报》7月17日发表评论文章说，未来“后西方中心”时代国际秩序演化的一个可能方向是:由G8代表西方发达国，由G5等代表新兴经济，并由G8与G5进行协商，以决断国际大事，及定立国际发展大方向。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G8与新兴经济对话峰会，除了一般性的元首间交流外，峰会也突显了发达国及新兴经济两大阵营间不断演化的关系。当中中国的角色尤为重要，今后中国如何取态，将可对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G8集团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关注油价粮价大升的问题，呼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产油国应加大投资等。更为重要的成果是，在减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目标上达成协议:到2050年时要至少减低一半。此外，G8峰会还讨论了汇率及国际贸易等问题，希望经常账盈余上升的国家允许汇价调整，各国阻止保护主义升温，和尽快就世贸多哈谈判达成协议。会谈无疑涵盖了当前国际上的热门及紧迫问题，但许多评论均指声明内容空泛且欠缺新意。即使较新鲜的减排协议亦遭到不少批评，如指其欠缺明确的减排基准年份、发达国的责任、中期目标及行动计划等，易成为无具体承担的空谈。

    其实对G8会议不必寄予厚望，流为清谈亦属意料中事。环顾G8成员，除了俄国外，其余西方各国的元首及其政府，均处于不同程度的权威大降，民望下泻或等待换届的无力状态，称之为“跛鸭集团”亦不为过。由于要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压力，故元首们难在峰会上作出更具体的承诺，特别是对可能影响主要既得利益集团的议题，更要避之则吉。

    在此之外还有更深层及更根本的问题。其一是国际性的:G8号称“富人俱乐部”，乃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组织。一直以来西方主宰世界经济，故G8几可决定国际市场及经济大局。但近年情况开始有了根本性变化，随着新兴经济尤其金砖四国的崛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转变，当前的欧美金融危机，又将加快这个转变的步伐。许多国际大事如投资贸易、能源减排等，都必须与新兴经济对话协商才可得以解决，G8不能单方面先行决定和作出具体承诺，最多是先行协调发达国之间的立场。

    其二是西方各国正面对深层的内部政经矛盾，而各国间亦矛盾日深。西方的议会民主及自由市场等政经体制，在全球化、金融危机及商品涨价的多重压力下，正面临严峻考验。许多深层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均难得解决，遂造成社会不安、发展不前及政局动荡等问题。因此出现前述的多国跛鸭政府状况亦非纯属偶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为求遮掩困局，各国都积极找替罪羊以转移视线，但这样一来又令西方各国间，及西方与新兴经济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它矛盾更形激化，互责增多而合作更难。尤其在目前的欧美金融危机困扰下，西方经济底气日薄，令改革及相关之利益调整更难推行，在重大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的空间更小，政策回旋余地随之大减。这也令G8会议在西方内部进行协调的能力下降，与其它国家协商的筹码，及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力亦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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