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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号多竹与竹缘非悭 历史深处的“江氏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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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江瀚

丁屋岭

江庸

台海网7月8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人群、特殊的称谓广为人知。他们同宗同源,或为父子,或为兄弟,皆是一时英豪,如“三曹”“三苏”“三袁”,名传天下。

  相比而言,来自福建长汀的“三江”则有些默默无闻。此“三江”为江怀廷、江瀚和江庸祖孙三人,因籍贯丁屋岭,又被称为“丁屋岭三杰”。江怀廷为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志书记载“居官三十年,无一椽寸土”的清官,其子江瀚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教育家,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孙子江庸则是著名的法学家,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江氏祖孙三人的名字虽说声名不显,但如果走入时光深处,翻检典籍,你会发现他们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教育、政治等方面,均有相当的建树,足以在历史长河中留有一席之地。

  为官贫至“不能归葬”

  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俗称丁屋岭,这里是江氏祖孙三人念念不忘的祖籍地。

  丁屋岭距离长汀县城25公里,山高林密,环境清幽,原生态风景绝佳,如今是长汀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在百余年前,这个村子却是出了名的偏僻和艰苦。江怀廷(1819年—1882年),出生在丁屋岭的“石翁砦”(今名石公背、石公寨),江瀚为其父撰写的《二河桥墓表》追忆家史,“世力农,自国初以来,无名列庠序者……至献卿先生始进学”。

  献卿是江怀廷的字。咸丰三年,时年34岁的他通过一次关键的考试,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咸丰三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这一年,太平天国的大军攻下武昌,沿江而下,势如破竹地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在三月占领江宁(今南京),天下震动。也是在这一年,江怀廷在京城金榜题名,中得癸丑年三甲第八十七名进士,以知县发四川即用。尽管科举排名不高,但能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以30多岁的年龄脱颖而出,可见江怀廷学识是值得称道的。

  据民国版《长汀县志》记载:江怀廷,字献卿,号兰皋,咸丰元年(1851年)举于乡,三年成进士,以知县发四川即用。历署温江、蓬州、南溪、双流、崇庆、南充等州县,授璧山县知县加同知衔……光绪八年(1882年),卒于南充任所……为政宽平安静,不蕲时世干练名……居官三十年,无一椽寸土,身后官亏尚赖典卖衣服以弥补。

  江怀廷蜀地为官,尽管兢兢业业,主张政简刑清,但在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早已摇摇欲坠,而江怀廷干的又是“沙汰胥役”这种得罪人的事,加上为人性格刚直,“生平乐人之善,口不雌黄,然阿意导言,则用为深耻”(《二河桥墓表》),当同榜的丁宝祯、陈兰彬、麟书等频频升迁时,江怀廷则长期在川内各县游宦,不攀附,不贪酷,逝于南充任上,“贫甚,不能归葬”,只能安葬在双流,墓表直到30年之后,江瀚到河南任官时才修起来。

  江怀廷有上下两卷的《道腴室遗稿》传世,收入古体诗289首,由陈宝箴题书名,晚清学者、外交家黎庶昌作序,序中评价:“读其诗,类皆典丽隽朗,当与莘田、亨甫並垂。”这里所说的莘田、亨甫,指的是清代福建著名诗人黄任、张际亮。黄任为清中期著名诗人,张际亮则名列“道光四子”,黎庶昌以这二人类比江怀廷,可见他对江诗的评价之高。

  江怀廷的诗作大多为七言律诗,以咏史和山水诗为主,尤其是蜀中山水最多。上世纪70年代,寓居台湾的著名学者、报人毛一波偶然读到江怀廷的诗稿时,直呼:“读了这些好诗,不免令人想起蜀中的好山好水来。”更被一首《渡江北舟中望重庆作》勾起乡愁,感慨写道:“真一幅重庆风景图也,曲曲描来,令人神往。”江怀廷诗作之佳,可见一斑。

  被低估的诗词成就

  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大,但“仕不废学”的江怀廷却给子孙留下更宝贵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家风和家学衍传。这无形的财富,在江瀚父子身上显露无遗。

  江瀚(1857年—1935年)为江怀廷第三子,字叔海,号石翁。早年当过东川书院山长,也曾游幕四方,清宣统年间曾官至学部参事、河南布政使,民国初担任过总统府顾问、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等职务,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终其一生来看,江瀚终归还是一个学者文人,尤其在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上成就斐然。他不仅通经史,还擅诗文,一生著述颇丰,有《慎所立斋文集》《慎所立斋诗集》《论孟卮言》《诗经四家异文考补》《石翁山房札记》等著作传世。

  江瀚的文章在当时为人所推崇,尤其是他讲求文章之义理,注重文章法度等观点与桐城派相近,文章还被黎庶昌编入《续古文辞类纂》。

  显然,江瀚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且能在25岁时出任东川书院山长,离不开父亲江怀廷的教导。作为“江氏三杰”中存在感较弱的江怀廷,其实也是学富五车的,志书记载他“幼有风貌,警敏异常儿,沉默好学,工诗文”,尤重“儒术”。

  在江氏家学衍传中,儒学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从江怀廷的《道腴室遗稿》书名可以看出,“先生之意不在于诗,而在于检行儒术”。在四川为官时,江怀廷曾“历充四川庚午、癸酉、丙子乡试同考官”,在封建时代,科举是重要大事,乡试同考官需要有足够科举功名的官员担任,江怀廷屡屡被“调帘”,可见其经学功底。

  江瀚的经历和著作,也说明了江氏的家学渊源。江瀚曾应阎锡山邀请,入山西大学教授《毛诗》,并刊行了《孔学发微》《论孟卮言》《慎所立斋文集》等重要著作,可谓一代名儒。

  除此之外,江氏祖孙三人在诗词中的造诣明显也被低估了。这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还要数江瀚的诗文。

  中国古典诗词在唐宋经历高峰,到了晚清,诗词唱和依然占据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学界看来,清代是古典诗最后的辉煌,流派纷呈,诗人众多,其成就也要超过元明两代。今天,我们能检索到的资料显示,江瀚流传下来的诗歌共有634首,堪称多产,被整理编成《慎所立斋诗集》。

  在晚清影响力颇大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江瀚的名字出现在“地明星铁笛仙马麟”这一条目中,以“一作”的形式列在林纾之后,虽然只有“叔海宗《选》体,而近作清健,晚作尤胜”寥寥数句评语,但已经能说明,他在晚清诗坛是有一席之地的。

  那么,江瀚的诗具体如何呢?

  在当时,尤其是光绪以后,清代诗坛上出现了以宗宋为主的诗歌团体,代表人物有陈衍、郑孝胥、陈三立等著名诗人,活跃至民国初期。在文学史,这批人被称为“同光体”“同光派”“闽赣派”等。江瀚的诗歌风格以写景抒情为主,深得陈衍(福州人、同光体闽派代表诗人)的推崇,他曾在《石遗室诗话》中直言,“读叔海诗,惟恨其少”“江诗多纪实也”。而国学大师汪辟疆将江瀚的诗歌划入同光体闽派,“至闽人能诗为诗坛所重者,则有……严几道、江叔海之典雅……学古不为古所囿,故能别处手眼,卓然自立,佳句往往在人口”。由此可见,江瀚的诗风以典雅著称,这也正是清末时期同光体中闽派的主要风格。

  在当时文坛的交往中,江瀚与陈衍、郑孝胥、沈瑜庆等闽籍诗人来往甚密,常有相互唱和之作。在京期间,陈衍还与江瀚办了庚戌诗社,定期雅集。

   “独爱孤竹”的硬骨头

  江庸(1878年—1960年)是江瀚的长子,字翊云,号澹翁,是我国近代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晚清政府任大理院推事,民国初期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

  自小跟随江瀚游宦各地的江庸,也得到了良好的家学教育。江庸在《趋庭随笔》中说,“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至今……斯卷涉及经史,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经吾父所涂改者……矧父之于余,则父而师也”。此外,江庸还曾拜蜀中名儒赵熙为师,学习古诗文。

  江氏祖孙三人,尽管建树各有不同,但“好学”家风一以贯之,最明显的就是三人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前,江庸在诗坛已有相当的成就,他与章士钊等人组成的“饮河诗社”颇有影响力,刊行《蜀游草》《澹荡阁诗集》等诗集,也收到相当的好评。

  作为诗友,陈毅元帅曾评价江瀚的诗“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还专门去信劝要“不复作(诗)”的江瀚坚持写诗。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专门出版了《江庸诗选》,收入江庸诗歌260余首,以纪念这位爱国人士。杨尚昆题写书名,陈丕显作序,众多名人政要题词,可见其诗作的价值。

  从良好家风传承上看,江氏三杰堪称典范。江怀廷一生仕途坎坷,三十年来都在蜀中各县打转,在“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的晚清,他能够体恤民情、不求虚名、刚直不阿、洁身自好,尤为难得。根据地方志记载,江怀廷在崇庆州(今崇州市)任职时,当地“州民每入哥老会,以为保卫身家计……遂酿兴隆场匪徒戕杀官兵五人之变。其著名渠魁,当已遁逃。而大府又增派军队,四出捜捕,兵弁贪功,辄缚取编氓之有入会嫌疑者,指为要犯,迫州惩治。一经府君讯明,即令取保省释,所全活者甚众。虽府君旋坐此解任,终无悔也”。在流官制的古代,“任你官清如水,难逃吏滑如油”,江怀廷宁肯自己吃亏“解任”,也不愿被胥役逼迫去迫害百姓,可见人品。

  江怀廷这种处事风格,也直接影响到其子孙。江瀚出生在四川温江,但母亲陈氏是长汀人,随夫入川。这位传统的客家女性“识大体,好读史汉书,教子瀚独严”,临终前还反复叮嘱江瀚“官可不作,而不可不为,当勉自立,无为温饱屈”。父母的“三观”正,家风自然好。江瀚能在父亲去世之后,尽管“贫甚”“饥驱四方”,在游幕各处时依然能保持一份清明。

  在江庸身上,江氏家风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江庸曾写过一首《书怀》诗以言志,“吾独爱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苇,倾倒只随风”。

  江庸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之后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次长、总长等职,在混乱的官场中,他不趋炎附势,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而是洁身自好。袁世凯曾警告他“但做官,少说话”,他直接就递上辞呈。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又果断辞职,离开政坛。创办《法律评论》周刊,担任法政大学校长,专研法律。1936年后,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被时人称为“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代表”。

  1936年,上海“七君子”因主张抗日而被抓,江庸组织二十一人律师团义务辩护,迫使国民党政府将“七君子”释放。1937年,日伪筹划成立南京政府,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出马拉拢,面对威逼利诱,江庸作诗《书怀》以明志,表现出极高的胆识和民族气节。抗战胜利之后,江庸反对内战,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高官诱惑,积极促进和谈。

  1949年,应毛泽东手书特邀,江庸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并登上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务工作中。临终前,他特意交代家人将收藏的玉器、瓷器和书画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对于祖籍地长汀,江庸曾在诗中想念,仍是以竹为内容,“长汀号多竹,吾祖有竹山。仕宦去乡井,弃置无复关……与竹缘非悭”。

  如今,长汀丁屋岭上,竹林青翠依然,游子虽然已远离乡关,但关于“江氏三杰”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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