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10日消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本网电话连线采访了该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请他介绍了撰写此文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情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主持人】胡老，您好！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解放思想”这四个字的历史背景是不太了解的，其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也理解不深。据说，当时这篇文章是历时七个月、修改了十次才发表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这篇文章产生的重大影响吗？

　　【胡福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个时期，以所谓的走资派为主要打击对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村有两亿五千万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盛行，统治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很多同志虽然也看到了问题，但是不能也不敢讲真话。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我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有种强烈的被解放了的感觉，感到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大山”一下子全被推倒了。

　　【主持人】在那个年代，您是否也受到了迫害？

　　【胡福明】是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大有少数学生起来贴大字报，批判我们的校长匡亚明。其实，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由于我们为他辩护，所以在他被打倒后，我也被打倒了，成了“反革命派”。我们挨批斗、被游街、戴高帽子、挂牌子、扫厕所、扫马路、被抄家、家里被贴大字报，正常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个人的尊严也受到极大伤害。

　　【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激发了您去写这篇文章？

　　【胡福明】我写这篇文章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转折的巨大机遇，中国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应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从南京大学学生、老师反对“四人帮”的情况看，我认为大家已经觉醒了；第三，文革时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不承认，我觉得我们应该平反。简单地说，无论是从国家利益、从学校实际、还是从我本人命运看，都需要国家全面拨乱反正，所以我积极地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南大揭批“四人帮”第一次大会在大礼堂召开，我积极发言。后来，江苏省召开批判四人帮万人大会，我也是第一个发言的。再后来，我不断地写文章揭露“四人帮”的罪行。

　　1977年，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地要推动全面拨乱反正时，“两个凡是”被提出来了。按照“两个凡是”，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正确的了？

　　【主持人】当时，是不是压力很大？

　　【胡福明】“两个凡是”的提出让我感到拨乱反正的艰难，所以压力非常大。因为我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被当成“反革命”人家还可以说你是蒙冤，那么这次要是批判“两个凡是”，那就是真的要当“反革命”了，而且罪名更大，甚至身败名裂。我有两个孩子，当时女孩12岁，男孩9岁。如果我有事，这个家也就全完了。所以，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

　　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我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整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用我的笔去批判“两个凡是”。

　　正当我要写文章的时候，我爱人长了个肿瘤。我到处想办法，找了很多同志帮忙，才把她送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当时正是六月份，天气很热，还有蚊子，在她休息后，我在走廊里来回走，脑子里想着那篇文章。后来，我索性把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搬到走廊里，就在走廊的灯光下，蹲在地上，趴在椅子上，查找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语录、论述，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地整理出来。

　　大概是六月底吧，妻子出院了，学校也放暑假了。我利用七、八两个月把文章基本写完。九月初，我考虑把文章寄出去，但是寄给谁呢？寄给王强华吧。他当时是《光明日报》理论版的编辑，我是在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的时候与他相识的，他向我约过稿，所以我就把文章寄给他。但是，文章寄出后，四个月都没有回信，我以为不会采用了。

　　到了1978年1月下旬，王强华给我回信，希望我把文章再修改修改，不要给人家抓到“小辫子”。4月，我到北京开全国第一次哲学讨论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派车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带到杨西光同志(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马沛文(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孙长江(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工作)等人。杨西光同志说：“请各位来，是要讨论这篇稿子的，本来是要在4月20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的，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重要，在《哲学副刊》上发表太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上去发表，请大家来就是讨论怎么修改。”

　　大家提了几条意见：一是要加强针对性，现实性；二是要把文章展开谈；三是要防止被人家抓“小辫子”，写得更严谨点。根据他们提的意见，我又继续修改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胡耀邦同志审定刊发的。

　　【主持人】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胡福明】对。这篇文章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等同志都帮助修改了，特别是孙长江同志功夫下得比较多一点，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展开，能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关键还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支持。文章发表以后也受到了不少指责，当时中央有些负责人就批判说这篇文章是反毛泽东的，是反党的。如果不是支持的力量占了上风，那就没有什么真理标准大讨论了，也没有思想解放大讨论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