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权金化”的趋势，侵蚀了基层政权，必须高度重视，严厉打击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自2006年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857起，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起诉821起，打掉恶势力9662个；法院一审判决406起，判决生效178起。实践证明，黑恶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的地方，社会秩序就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安全感就明显增强。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则指出，当前我国黑恶犯罪正处于活跃期，仍然是严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威胁基层政权建设的突出问题。

　　有关部门表示，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突出特点是“权金化”，一方面加紧经济渗透，在各个管制薄弱的产业和经济领域非法牟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加紧政治渗透，打造保护伞，在极少数地方，甚至影响到基层政权运行。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严厉打击。此外，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产生了滋生周期缩短、犯罪手法“升级”，以及跨区域勾连聚合、境外渗透活动严重等新动向，表现出普遍性、反复性、隐蔽性、跨区域性等新特点，需要各地在下一步打击防范中予以重视。

　　滋生周期缩短犯罪手法“升级”

　　对此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侦办案件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黑恶势力的新特点在于：滋生发展周期明显缩短，黑恶犯罪隐蔽性增强，犯罪手段不断变换，对抗打击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已经被打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均在当地为非作歹多年，他们不断变换违法犯罪手法，力图逃避法律制裁。从已经破获或审理的众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中，可以发现：

　　首先，黑恶势力在我国一些地方具有一定普遍性，滋生周期缩短，呈现出“割韭菜”现象，社会危害加剧。此次专项斗争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发现并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滋生发展周期明显缩短，一茬接一茬。盘踞某一行业领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有新的黑恶势力企图取而代之。与上次专项斗争相比，此次打击涉黑组织的成员数、涉案数、犯罪种类不断增多，社会危害加剧。

　　其次，普遍利用合法企业作为掩护，“漂白”黑社会性质组织。如2006年12月终审判决的江西省抚州市熊新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组织没有明显的“帮名”、“帮规”、“惩戒条例”，而是以成立公司的形式，任命团伙骨干成员担任公司的重要职务，以此聚集团伙成员，从事非法活动，牟取暴利。熊新兴一伙1996年进入抚州临川城区“谋求发展”之后，先后成立了多家贸易、实业、建筑公司，并指派其团伙骨干成员担任法人代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出纳等重要职务。又如2007年6月一审判决的“河北打黑第一案”，石家庄市张宝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该组织通过先后经营了托运站、停车场、歌舞厅、货运公司等9个经济实体。

　　第三，黑恶势力头目“幕后化”，不再直接出面从事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2007年终审判决的北京市通州区房广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违法犯罪的过程中，其头目房广成逐渐转向幕后，将其公司下属的车队、钢窗厂、加油站、娱乐公司、建筑公司等多个单位，分别交由团伙骨干出面经营。第四，反侦查手段多、抗审心理强。2007年6月二审判决的上海李斌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曾被公安机关打击过5次以上的成员就有7人。有的嫌疑人竟然10次进出监狱，在监狱中度过23年。

　　李斌组织的违法犯罪人员反侦查手段多。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李斌等团伙成员行踪不定，并多次变换住所；在进行贩毒等犯罪活动时，组织成员还采取手段逃避公安机关的跟踪；到案后，大部分骨干成员在审讯时或沉默不语、拒不交待，或编造故事、闪烁其辞。该组织一位嫌疑人竟然在审讯人员面前声泪俱下一整天，大诉其“苦”与“孝”。2006年6月判决的广东省江门市郑国辉黑社会性质组织中，郑国辉是被司法机关处理过的人员，有对抗审讯的能力。尽管专案组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审讯方案，但由于参加审讯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致使郑国辉认为侦查机关证据不足，经常翻供。此外，犯罪手段普遍“软暴力化”，更多地使用威胁手段，使公安机关立不了案，难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化”，组织下层的“雇佣化”。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再养打手，而是临时雇用社会闲散人员实施犯罪。

　　左右一地经济违法犯罪猖獗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加紧向经济领域扩张，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为这些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黑恶势力的主要目标是快速攫取经济利益，对象是高利润、管理薄弱的行业、市场。他们靠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经营，迅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有的已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甚至能够左右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张宝义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以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非法控制了石家庄至保定、廊坊、张家口、东胜、临清等托运线路和石家庄胜利北街货运中心、火车站行李房、向阳街运输六场部分货运业务。据了解，该组织累计聚敛钱财达1100余万元，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北京市通州区房广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是如此。该组织在通州南部地区及当地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领域形成了非法控制。除采取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犯罪外，还采取贪污、行贿、出具虚假证明等多种非法手段，插手通州区梨园镇等4个镇、十多个村的土地事务，严重侵犯了农村集体利益，攫取了近亿元非法收入。如2001年间，房广成以其个人的兴龙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义与梨园镇半壁店村签订土地开发协议，并指令镇政府下属的贵源房地产公司代为办理立项审批手续。此后，房广成又将该块土地开发项目转卖，并多次代表镇政府出面协调并参与签署转卖协议，最终将本应属于半壁店村集体土地的收益及应付贵源公司的项目服务费据为己有，仅此一项房广成就非法获利4700余万元。此外，广东阳江、辽宁沈阳等地的黑恶犯罪组织，也初具操纵一地经济的势头。随着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也日益升级。

　　如2007年12月一审判决的湖南省永州市颜玉龙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发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大肆牟取暴利，非法聚敛的财产高达上千万元，具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非法财产，颜玉龙一是用来购买车辆、通讯工具、枪支和刀具，为赌场经营提供条件；二是用来资助组织人员开支，安排组织人员消费和娱乐，用以笼络人心；三是将非法所得继续用于违法犯罪，以获得更大的非法利益。熊新兴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熊新兴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到上亿元的资产之后，将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为组织成员买车、买房、买枪、“摆平案子”、“跑路”。因该组织财力雄厚，拥有的枪支数量、质量在抚州黑道形成了“一超独霸”的局面。张宝义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经济实力支持其组织活动，累计支出达231.4万元。其中，为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购买交通工具支出了60.15万元，为在违法犯罪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成员发放奖金4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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