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武建东和李先生的判断一样，发改委将继续对成品油进行限价销售。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告诉本报记者，在我国的成品油消费中，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柴油的消耗远大于汽油。

在平时柴油供应中，主要是靠国有的大型炼厂来完成，剩下的由地方炼厂补充。而在出现季节性的需求增加时，一般来讲，通过贸易手段增加进口是可以解决的。

近年来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在我国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下，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对较低，所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原油然后通过加工在管制价格下出售利润很低，甚至存在赔本的可能。

这样一来，作为上市公司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大型能源企业，在目前成品油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情况下，进口的动力不足。

在王震看来，解决这一“油荒乱象”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进行定价机制改革。

不仅是定价机制，还有产权

价格管制的失灵和目前成品油供应体系的多元化有关。

比如，民营加油站的实际存在，地方炼厂成品油批发资格的逐步放开，这已使严格的价格管制时代走向终结。

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价格改革呢？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博士、能源问题专家管清友认为，在目前石油行业完全垄断的格局下，单纯的从放开价格管制入手的所谓市场化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预见，一旦放开，能源价格将由行政定价马上转化为垄断定价，而目前的国内经济运行承担不了这个成本。所以，必须是在“打破目前完全垄断的局面后，实现利益竞争主体多元后，才具备市场性价格调整的可能”。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能源法专家肖国兴对此观点亦表示认同。他认为，在当前能源消费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势下，在一个本身缺乏竞争、市场机制发育并不完善、垄断部门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市场中，盲目的、急于求成的价格放开，带来的可能并不只是高价，还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部门的定价权力，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垄断者，甚至造就出新的寡头。

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出现，给当前进行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提供条件，肖国兴告诉记者，《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大的垄断企业必须受国家主管部门管理，这也就保证了未来的市场将会是一个制度性的市场，是一个没有游离政府监管的市场，不至于“失控”。

同时，肖强调，“市场定价”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加强市场的竞争性。

所以，这次《能源法》立法过程中，就坚持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明确能源市场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也包括产权。

肖国兴表示，只有产权明晰了，多元社会资本才能进入，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僵局。这次立法，从开发、加工到转换、供应服务，甚至节能服务，即能源的各个领域，凡是有市场活动的地方，都明确了产权。惟一的原则就是，法律不禁止即为准入。

“这是根子，而且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肖国兴表示。

不过，管清友认为，在短期内依靠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外资的进入都是不现实的，而在这种消除油荒目标推动下，上海等地出现的成品油应急专项储备基地模式，进而发展到针对成品油的物流配送以及相关服务，“一个新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利益竞争主体的出现”，有助于打破完全垄断的石油行业格局，为该领域进行的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改革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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