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措施“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

　　然而此事却在更广的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官场作秀”、“长官意志”甚至是“‘人治’凌驾于‘法治’”等说法，一时间似乎盖过了之前的赞美之声。

　　有着30多年党龄的昆明市市民余晓秀表示，仇和的“昆明新政”很多是为了改善机关干部作风的，但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作风中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唯上级论，这次官员辞职事件客观地反映了一些官员不能正确面对上级的表扬、批评，上级的喜怒哀乐成为一些官员执行公务的准则，而官员辞职事件也反映了仇和“新政”依旧没有突破这个瓶颈。

　　与之相对的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仇和推出的“昆明新政”最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就是打破了政府行政办事一成不变的常规，其核心是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这些措施“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

　　公务员称“地毯式的观念轰炸”让人应接不暇

　　受“昆明新政”影响最大的当属各级公务员，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办事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甚至有干部说，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也越大啊。

　　而与之相反的观点也随之出现。一名在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工作的公务员表示，现在新措施推出的速度太快，有点跟不上，“地毯式的观念轰炸”让人应接不暇，还需慢慢适应，另外，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上级是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下面的理解和执行力度是否能与之相适应？”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进参认为，目前在部分地区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行政效率低下，老百姓对这些现象很有意见，一旦有涉及这些内容的消息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对此事的热切关注也传递了老百姓对机关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渴望。

　　评价仇和新政脱离不了西部语境

　　云南大学教授任新民认为，理解仇和的“昆明新政”，不能单纯地从现象本身来思考，而应放在西部整体相对落后，亟待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思想大解放、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来考虑。任新民认为，仇和的到来将东部沿海地区全新的理念和思路带到了西部，对西部干部来说，要想在落后中奋起直追，只有走在改革的前头，关键就是西部地区的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改变，而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有非常规的模式，或者说是充满领导个性色彩的强势引导可能有利于突破以往政府行政体制的束缚。

　　“评价仇和‘昆明新政’，脱离不了西部语境。当然，最终的评价不是以现在讨论的好坏为标准，而是以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实践标准来进行。”任新民说。(记者 伍皓 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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