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菁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不久前，周海婴刚刚撰文出版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公布了很多私人照片，“不修饰，不剪裁，不涂抹”，是周海婴编辑这本大相簿的原则之一，“我的想法是把鲁迅全面地展示出来，让大家知道生活中的鲁迅，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

　　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周海婴却用了近乎七十年的时间来回忆，来讲述。

　　父亲鲁迅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对内山完造这个人物，一定要把握:他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

　　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还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处之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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