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有人质疑他没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有一回，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在远离政治舞台前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他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这些媒体人经常忽略他的官方身份，不自觉地将他看作一个学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不是一介可以妄议国政的书生，而是一个参政党的领袖，一个有着明确具体分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政、做政治家，是他人生中不可分离、不容置疑、不可儿戏的事实。

　　1995年，成思危60岁，依照中国的退休制度，当时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他，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开始谋划退休之后的生活，他可以一边做学问，一边周游世界，看望远在异国他乡的姐姐妹妹。

　　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领域中卓有成就。大姐成之凡精通音乐，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那个当年接他自香港回广州的姐姐，不仅是解放前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大妹成嘉玲，在夏威夷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接过父亲的家业，出任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妹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立报》发行人兼社长。

　　成长于这样一个华人世界中的名门望族，成思危无需担心退休后的自己，会不会像有些不再掌权的退休官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景象中慨叹人走茶凉怒骂人心不古品味孤寂落寞。

　　1994年底的一天，准备愉快告退的成思危，受到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的宴请。孙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

　　当时，孙起孟说了一段让成思危怦然心动的话：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

　　多年后，成思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这段话打动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是我的意见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渴望有所贡献的成思危，很快成为民建会员。

　　1995年底，他在一天之内连续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

　　又一年，他在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

　　他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得出，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的成思危，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

　　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

　　2008年度全国“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9 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

　　我谈到媒体送给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不赞成这个称呼，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说。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他就坚持要把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一条，从“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2003年春天的一天，成思危做客人民网，一个网名“摸着良心过河”的网友问他：像你这样的大官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的经济，属不属于虚拟经济？虽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虚拟经济问题，以虚拟经济研究见长的成思危诚恳地回答：第一，他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的事情；第三，他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坦诚地说，他当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他打电话、写条子，截至当时，他说，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个条子。

　　将“摸着良心过河”的提问视为提醒的他，还举了他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表态的例子。他说，他在代表团会上说过，他确实有点怕回故乡湖南，因为不少故乡人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他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他做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眺望未来，他说，如果那些陈年决策确有不当之处，欢迎民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予以纠正。

　　回望自己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民建中央九大的闭幕式，在七大就提出任期制的成思危，在新老交接的历史关头，做了一个演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效国家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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