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先生与成思危。

成思危

　　策划｜杨瑞春、张立 文｜章敬平 图｜连旭

　　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觉慧，我们可能不懂的那个大时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了一无所知的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见到他的刹那，我不得不惊讶于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显然，眼前的成思危比电视上的成思危苍老些。

　　握手过后，他请我和同事们入座。我礼节性地寒暄着，心里想的却是，这就是57年前那个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时隔半个世纪，成思危说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态度从容，语气平缓，而在彼时的成家，他的出走，对他的父亲成舍我、母亲萧宗让而言，绝对不似今日这般云淡风轻。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披露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一天，就读于进步学校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跟母亲说，他要返回大陆。他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成思危的母亲喊：他才1 6岁，要他怎么负责？

　　成嘉玲说，她母亲很惨，从此没有见过她哥哥。“文革”期间，她母亲写了几百封信询问成思危的下落。她认为，她母亲五十几岁就过世，跟想念她哥哥有关。

　　一个16岁的少年为什么要走一条政治上与父亲完全相反的道路？为什么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偷偷远行？

　　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采访时问过他。将近两年前，凤凰卫视的吴小莉问了他，卸任前专访他的我，还是问了他。

　　他认为我惊讶于他少年时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们青年，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他说，那个时代是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不单他，当时的香港，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希望。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香港是一种潮流。

　　成露茜在台湾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她和她母亲前往参加成思危的中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唱国歌。她跟妈妈开口就唱：“三民主义—”哪知其他人都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听到今天已是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她们母女才知道，成思危就读的学校原是个亲共中学。

　　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回忆往事，跟我讲述少年的他为何瞒骗父母别离香港时，我记住了两个词，一个是报国，一个是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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