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政府职能转换，从一个全能性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3月1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代表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这份备受关注的改革方案被舆论简称为“大部制”改革。这个方案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了4个。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共27个。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代表委员的意料。“因为职能改革，是个非常艰巨也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套句老话，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李君如说。

在这份被李君如评价为“自己革自己的命”的方案中，一些部委的职能或被调整，或被合并归纳、并入新组建的部委。如国家发改委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包括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交通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等在内的多个部门的职能，则被合并纳入新组建的部委。

成都深圳试验百姓受益

早于这份方案前，深圳、成都在类似改革方面即多有尝试。

自2005年年初起，成都市即开始了一系列机构撤并，形成了如今大农业、大林业、大水务、大交通的新格局。据成都市参与改革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最早动起改革的脑筋，源于一些看起来微孝但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2003年，身为成都市政委委员的成都大学老师董红，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增开或者延长成都大学方向的公交车辆。当时一路从市区开往成都大学的公交车，终点站居然设在了距离学校一站多地的地方，全校师生要搭乘这路公交，要么得走很远的路，要么转车，极为不便。

董红提的问题很小，却一年多都没有得到解决。问题出在了不同的部门管理分工上。当时，成都城内的交通归公用事业局管，而城外的交通则归交通局管。按照这种分割，归公用事业局管的城里公交班车不能开出城，自然也就到不了成都大学。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锦江流入成都后，分别为水利局、市容环卫局、市政公用局、国土局和府南河管委会5个部门管理。一年夏天，突降暴雨，河边一条道路的下穿隧道被淹没，几天水都没抽出去。原因很简单，平时多头管水，遇到突发事件，没人牵头负责，耽误了时间。

这些典型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现象，暴露出传统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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