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

两会上，钟南山走到哪里都会被媒体围追堵截。但当本报记者提出想让他谈一谈吴仪的时候，他马上点了点头，跟记者约定了时间。

谈起吴仪，钟南山说：“我很喜欢她。”并表示，他有话想对吴仪讲：“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你。”

“我非常喜欢她”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跟吴仪熟悉起来，是在非典期间她开始接管卫生工作之后。

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后，那个时候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我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这期间，我和吴仪的接触有好几次，其中她亲自约见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让我详细地介绍对SARS的看法和当时的情况，另一次是她希望治疗SARS有经验的广东能够派人来支援一下北京。

在SARS期间和她的几次接触中，我就非常喜欢她。

当时我对她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一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当时非典的情况更是有些人想糊弄过去，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我当时认为就应该把北京的力量整合，我说北京的医疗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会搞成当时那个样子？就是各搞各的，没有协调好，比如说，一些病人需要集中，病人的抢救需要一些比较厉害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去参加、指导抢救，这都是需要整合的。于是吴仪在统一调配医生、专家骨干方面就尊重了我们的意见；在做决定时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果断。当时包括把病人集中到小汤山、调配一些医疗队到全国进行支援的决定，她认为对的，她就马上去做。

另外，她提出“广州的经验多，你们能不能留一批人在这里？”我的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两三个月。

那个时候，卫生系统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的讲话老百姓是不听的，政府处于失信状态。但最困难的时候她站出来了。当时北京的疫情，我相信她是了解的，虽然她是副总理，但她是在全力推动消息的透明，推动全国的协作，推动境内外的合作，她是鼓励这样做的。

吴仪一个是让我来向她汇报情况，商量怎么应付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她希望我来对公众讲一些话，因为当时一些发布会都没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电视台讲，群众就会听。

她让我在全国的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我用幻灯片来告诉公众，全国SARS的情况如何，应该怎么样来防止感染，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仪兼任了卫生部长，她能把其他部门调动、整合起来，这一点我就觉得她敢负责任。她有这个优势，这非常重要，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吴仪提出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

2004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归侨的表彰会议，在会上见到她，她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她对我说：“你能不能够来担任中华医学会的会长？”我当时一下愣了，因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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