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对于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汶川特大地震就像一次最终可被战胜的伤寒，逼出了全中国绵延不绝、愈积愈厚、势大力沉的抵御内力。这样一次抗震救灾的生死搏斗，是对中国复兴的一次磨砺，也是对国家肌体的一次锤炼。尽管有数万生命抱憾而逝，尽管许多家庭因此破碎，尽管无数家园成为废墟，但是，经此一役，中国的国家肌体必将变得更为健康和强大，那些遭遇种种创痛的同胞也应该能够在全社会的相伴相携之下，坚强地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告慰地下的亲人和朋友。

　　也许中国预防灾害的体系还有诸多改善之处，也许以后学校的建筑应该非常坚固，也许抗灾的知识普及和基本建设应该投入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不过，在有所省思、力图改善的同时，有必要首先珍惜目前已有的颇有成效的抗灾机制，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国家肌体中蕴藏的力量？

　　此次抗震救灾是在信息全面公开、现代传媒全天候报道、民众意见顺畅表达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中国抗灾史的一次意义极为重大的变革，而这次变革的关键性作用，并不是改变了中国救灾的整个行动机制，而是促使中国的救灾机制能够得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践行。这种政治性的救灾机制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子弟兵要真正把人民利益与安危放在第一位；二是整个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说到底，信息公开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机制能够在救灾中真正运转起来，并发挥支柱性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后，正是由于对严重灾情和中央政府及时救灾的报道，激发了海内外华人的极力相挺的热情，不仅同情受灾同胞，或慷慨解囊，或踊跃献血，或积极成为志愿者，而且非常支持政府的抗灾行动。社会公众了解灾情越多，对救灾行动的艰难之处了解越多，支援救灾的热情就越高。

　　目前志愿者之踊跃，相信在未来数年的灾区重建进程中，这种热情仍然会以相当的韧性得以延续。已有海外媒体注意到，抗灾期间中国网民已经成熟起来，不仅把互联网变成集体疗伤的平台，而且自觉抵制谣言、抵制诽谤、鉴别欺骗性募捐，自发维护社会秩序。

　　民众这种对国家和同胞的自然情感，虽然不属于理性范畴，但力量却极为惊人，也可催生社会性的理性行为。国家公民的这种自然情感，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的真正来源，也是对政府和军队抗震救灾行动的极为重要的推动和监督力量。

　　此次抗震救灾，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余震犹存的抗灾一线，以年近古稀之龄连日奔波劳累；数十万参与救援的部队官兵、公安干警、预备役民兵、医生护士、政府官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人民政府”、“人民子弟兵”、“人民卫士”等等话语的真实政治涵义。有海外媒体感叹，近二十多年间，这些话语越来越多地被质疑，但是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最有效的动员模式、激励方式，竟然还是存于那套话语体系之中，在鼓舞士气、凝聚民意、激发情怀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其实，这套话语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执政者只有来自于民众，并且为民众服务，才能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最广泛支持。

　　对于中国整个国家权力体系来说，无论强度还是烈度，此次抗震救灾都不亚于一次重大战争。在承平日久的市场时代，这样一场战争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公民，都是一次残酷的洗礼。中国终将在这场信息公开的抗灾战争中成为胜利者。这场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政府和军队，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我们的期望在于，国家权力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相互砥砺，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继续发扬，照亮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未来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