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有些事上，温尧对自己的发言权毫不让步。

　　比如拒绝接受针灸治疗。

　　药物污染问题被公布后，长海医院和上海其他几家医院一样，为病人们制定了针灸、按摩、中药等治疗方案。温尧在接受了一个月的针灸后，拒绝继续。

　　他的母亲，一位瘦削的中年妇女，清楚地知道儿子拒绝接受治疗的原因。针灸治疗得去门诊部，距离病房有几分钟的路程，温尧受到药物损伤后，大小便失禁，坐在轮椅上出行时，稍遇颠簸，尿液就会流出弄脏裤子。至少有一次，当他躺在门诊部的病床上、腿上扎满金针时，粪便突然大量涌出，让母亲和医生们忙乱了好一阵子。

　　受伤前，从2004年末罹患淋巴瘤的他，尚能在接受化疗的间隙，和朋友们聚餐、唱歌、打篮球，假装自己不是癌症患者。现在，他再也伪装不了了。他竭力维持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他长久地保持沉默，不和病友聊天，也不理会母亲。一个清晨，母亲希望他能继续接受治疗，他以吼叫回应这个请求，然后突然号啕了起来，响亮的哭声引来了一屋子的护士。

　　沉默和怒火的交替爆发，在母亲眼里，已是温尧的常态，从前那个开朗的、能说能闹的孩子不见了。

　　比温尧小了整整十岁的小丁，同样试图以伪装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甲氨蝶呤的损伤在他身上出现后，他无法行走、下肢无知觉的病状至今没有明显改善。但小丁没和任何同学提起自己的病情，当同学通过网络问候他时，他总说一切都好。

　　但一切并非都好。2007年10月他被父亲接回家住后，每两周要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看白血病门诊，住在上海西南郊区的他，每次出行，得在公交车上花5至6个小时。父亲先用轮椅把他推到公交车站，然后再背着他上车。

　　一次，一辆公交车拒绝让他们上车，售票员的理由是：“这个孩子不正常。”

　　如果不是小丁在轮椅上哭了出来，父亲几乎要冲上去挥上几拳。

　　维权

　　2007年10月，药害发生3个月。

　　上海华联药厂委托的律师们，前往各家医院，和受害者们商谈赔偿事宜。

　　药厂愿支付的赔偿金最高不超过70万，费用中包括已产生的医疗费、后续康复费用、残疾赔偿金等因药害产生的全部损失。部分受害者在等待赔偿时中途病亡，律师给出的赔偿金即时减半。

　　“这个数额低于不少受害者认为应得的赔偿。”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师、曾有多年从医经历的陈北元表示。

　　谈判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冲突。多位曾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药厂委托的律师第一次到医院，给受害者或家属召开会议时，曾公开表示：“赔偿金就这些，你们愿意来谈，就自己来找我，我是不会再来找你们的。”

　　“这样的赔偿方案，这样傲慢的态度，无法让我们感觉到上海华联药厂——造成这些巨大损伤的责任方，有丝毫内疚之心。”一位至今仍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受害者说，他拒绝和这样的律师协商。

　　药厂律师提供的《和解协议书》，也让部分受害者不满。协议书上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要求受害者在接受赔偿后，不再追求上海华联药厂的任何责任，并且不能向他人透露协议书里的任何内容，若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受害者家属，当着律师的面撕毁了协议书。

　　诉讼是受害者们最后的选择。但这同样无法避免因患者中途死亡，赔偿金数额大幅下降的风险。陈北元曾代理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受害者索赔案，案件的一审从去2007年3月开始，至今还未有结果，唯一的幸存者任贞朝在一审中途死亡，索赔金额由600万立刻下降至119万。

　　在谈判开始前，北京的受害者家属老周，联系上了北京40多名受害者，随后又通过朋友在上海找到了50多名病友。“我希望受害者们能联合起来索赔。”老周说。但当药厂律师出现在医院后，每个人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同。

　　温尧最好的朋友，29岁的白血病患者小陈，第一时间接受了赔偿。“他病情不稳定，怕父母拿到的赔偿金太少。”温尧说。

　　温尧的父亲一开始也拒绝这样的赔偿，“儿子也许需要终身护理。”他说。

　　但温尧愿意。他只想迅速避开这个世界，回到家，躲起来。

　　他的意愿得到了满足，圣诞节前几天，父子俩在那份写有“保密义务、禁止反悔”条款的《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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