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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地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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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多少年了,李银河老师始终活跃在公共领域中。这是她的一篇旧文,写于12年前,她梳理了那时自己的心路历程。

她说在43岁那年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我获得了最终的自由之后,曾快活地想道:今后我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我暗自对自己发誓,今后所做的一切事都将仅仅是我愿意去做的……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我的心路历程

文| 李银河

1.

做什么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三十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了。36岁,真是够晚的了。

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从17岁到22岁,我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一个已经够我“交差”的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难怪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一份小报,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一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一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可转念一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

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一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叫真”。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

后来,这十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只印了4000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1998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一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一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

我之选中经验研究一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具体说来,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因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

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时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的少,以致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一种挑战。这就像看到有人一手持一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一手用筷子的绝技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的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类吗?同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在完成了这项研究之后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当初我们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是在1988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看重“有用”(必须是立竿见影,学以致用的用)的东西。如果一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就没有人愿意去做。我们社会学经验调查所做的这一块就属于特别不受“待见”的。

比如关于我国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就是这样,它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的东西,因而不够“有用”。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就这样成了空白。

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不必说性学这一题目下的图书,就是同性恋这个小分支,就不知道有多少专著。多得我连看都懒得看了。我有心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专门做一些这样既不够“宏大”又不够“有用”的研究。我想,某项经验研究是否有用的问题不必过多考虑。有用无用,用与不用,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科学研究本身应当过多考虑的问题。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吗?不是已经太多了吗?我不愿意再去凑这个热闹了。

金西调查有什么气势宏伟的理论?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人们可能会觉得枯燥,但是描述动物身体构造、行为习惯的东西枯不枯燥呢?我能不能不受“气势”的诱惑?在美留学时,系里的老师也分两派,一派重理论研究,另一派重经验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两派互相认为对方的东西不是“东西”。我们也要像其中一派那样认为经验的东西不是东西吗?

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的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行外人的注意一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些经验的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

费孝通有一次讲到,社会学要“讲故事(tell stories)”。他说,社会学要研究活的人,会讲话的人,会哭会笑有感情的人。他还说,人生社会就是一台戏,他要我们去看这台戏是怎样上演的。

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交通困难,经费缺乏)。做这种形式的调查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而且,这种方法也许比花费昂贵的抽样调查更富于成果。我认为,研究的题目应当是有趣的,而“讲故事”就是有趣的。当然,如果把这种方法当作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未免片面。它虽然不是唯一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而且是有趣的研究方法。

浮士德的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一种精神:“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医的整个底蕴就是这样的——甚至是“难得糊涂”。

在研究的选题问题上,我大费周章。早年那种纯粹出于对事物和对研究方法的好奇心已经离我远去。记得那是在1979年,我27岁时,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我内心冲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我平生的第一个问卷,还记得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当时也不懂什么随机抽样,就带着一纸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一些位于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去散发问卷。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一项“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的陈述句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在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训练之后,我却面临不知做什么研究题目为好的问题。在归国初期,这个问题就开始缠绕着我。到那时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算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地做出的选择。

2.

为什么

每当我想到“存在”的问题时,每当这个问题来到我心中时,选题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选题的问题了,它关系到我是否能做一个自由人的问题。具体说,我选择某项课题首先应当是因为它是我的存在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应付什么人和什么事。我首先需要应付的是我自己的存在,不是吗?

每当我想到存在问题时,一切事都变得不是非做不可的了。既然一切都不会留下痕迹,人为什么还要做任何事呢?特别是当他什么也不做也能生存下去之时。

过去激励着我去做事的动力有三种:第一是虚荣心,第二是理想主义,其中有盲目的热情;第三是为获得过得去的社会地位。现在第一点已经淡泊多了,第二点也丧失了很多魅力,第三点已经得到,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做事,还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呢?我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不是什么的一半: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自己不喜欢而硬要去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应付别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问题的“是”的一半有什么呢?我想到了这样三个原则:第一,它必须是能够引起我的好奇心的题目;第二,它必须是能够为我带来快乐的;第三,它是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的。这就是我后来选择了同性恋问题、虐恋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一个基本原因。

回国之后,有时会想想回国的得与失。想来也的确没有太多值得后悔的事。中国毕竟是家乡,而在美国却是流浪在外。做一个客死他乡的流浪客的命运有什么值得羡慕呢?很多人之所以愿在外面乱闯,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失败。如果能在自己的故土过一种成功者的生活,我看远比在外流浪强。

回国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有段时间,这个问题引起我反感,但静下来,想想留在美国可能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也不由得问自己,这一重大选择的结果如何呢?答案是:我最大的报偿就是悠闲。回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过悠闲的生活。我是指:经济上毫无压力,学问上也无外界压力,只凭自己的愿望,可以过一种无欲无求的生活。人在无欲时心情最平静。

一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无论是有关经济的学问,还是有关经济的实践。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不虞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要算计;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比较的随心所欲。

我庆幸的是,挣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很不重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也可以变得很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重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

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不去。而在中国,我不必努力,就可以过中等的生活。高档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诱惑力不够大,压力也不够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的名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们的不自由就来自社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想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是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就不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当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之时,他心里想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在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一切束缚他的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其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着我的灵魂。

比如有这样一种主张:婚姻、私有制、国家、教会是应当被否定的四大制度。这种主张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自由精神深深地吸引我。本来嘛,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受外力的束缚,使自己不能“尽欢”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明朝散发弄扁舟”之类的诗句在初读之下就总能拨动我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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