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兵占领北平，我在日本兵进北平那天逃难到上海。我1938年初入党，认识了孙冶方、顾准、林淡秋等。我在北平时读了鲁迅很多文章，也读了冯雪峰的文章，知道他和鲁迅的关系密切，所以对他很敬重。但我到上海时，冯雪峰已离开上海，没有能够与他见面。

    我那时爱好文艺，已开始发表一些习作。原来党的关系在学生界，后来就调到文委系统。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曹荻秋和顾准。当时上海是孤岛，但与内地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有许多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在金华，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刘良模等都在金华。他们之中有人有任务到上海来，就与我们见面。在新四军的党员作家辛劳有时从皖南到上海，他说他见过冯雪峰(可能在义乌或金华)，带来雪峰的消息，他曾说到冯雪峰很关心上海孤岛的文艺活动，冯雪峰说你们几个搞理论的人的文章不错。

    上海孤岛时期，党的文艺小组办过丛刊，有戴平万、林淡秋、楼适夷和我等人，人员变化流动很大，办的主要是《奔流》丛刊，是在租界里，被停刊后，又出《奔流新集丛刊》，出过两集，一集叫《直入》，一集叫《横眉》(是茅盾题写的字)。楼适夷用真名发表了《怀雪峰》，因为当时冯雪峰生死不明，有种种谣传，就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当时雪峰的才华、看问题的深度都被人所敬重，楼适夷的文章也代表了当时上海地下党中的许多人对雪峰的感情。因为冯雪峰是有名的共产党，丛刊因此被禁，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我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内地回上海时。那时我与魏金枝、林淡秋、满涛等人经常在魏金枝任教的南屏女中见面，讨论文艺问题。我们一起办过《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名《新生代》）。冯雪峰与我们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家中，我以为雪峰最有才华，他写的《有进无退》、《乡风与市风》等书都很深刻。毛泽东说过他喜欢冯雪峰的文章，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指定《乡风与市风》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书。

    冯雪峰对我们几个人说过，有一天晚上，他与毛泽东在树林里散步(长征时)，毛泽东对他说了许多对鲁迅的看法，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鲁迅评价很高。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所说，毛泽东喜欢鲁迅只是为了政治需要。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与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有共同之处。

    冯雪峰很耿直、直率，说话不考虑人际关系。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喜欢冯雪峰？我听说因为冯雪峰写过文章，说关于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要“反问三次……”这是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主张的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注：这篇文章就是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题外的话》，收入《雪峰文集》2卷365页。文章中写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解放后，我也写了一篇有关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文章，雪峰对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了，你不要再写了。

    胡风说：“我有许多看法是从冯雪峰那里来的。”后期胡风对冯雪峰不好，他信中写的二马就是指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旬到上海来，告诉我冯雪峰在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我与父亲合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英国军官呤唎写的，我父亲译八章，我译十六章。当时写太平天国的书都是反对他们的，只有这本是歌颂的。作者在前面写道：“献给忠王李秀成”。这本书当时已有影响。冯雪峰看这本我译的书是为搞清太平天国作战时走过的路线。

    夏衍与冯雪峰有隔阂，我听说，1936年时夏衍听章乃器说冯雪峰说过：“夏衍是坏人，要扭送捕房，他(夏衍)不能代表党。”周扬在“文革”以后去看冯雪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很好。

    解放初，冯雪峰调出时代出版社，我调进去。他那时把他的书都送给我，在“文革”爆发时，我想这些书不能再留了，就把他的书与胡适的书都烧了。

    冯雪峰在解放后把他以前写的有关教条主义等文章都修改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胡风反对他的修改稿。冯雪峰后期写的《党给鲁迅以力量》，就有些不符合鲁迅的实际情况。

    冯雪峰在中央苏区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很少，所以很不容易的。(注：冯雪峰于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本文是王元化先生的未定稿，是他口述，由我记录整理的。那时我在写《冯雪峰传》，他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雪峰相知、相识，可以写一篇回忆。他很忙，眼睛也不好，所以由我来记录，时间在2002年3月23日。我回去整理后，过几天再读给他听，他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推敲，标题也是由他定下的。这样三易其稿，第三稿是4月9日完成的。因为我已订好去新加坡的机票，他嘱我回来后要再“过”一遍才能发表。我回国时，他已患癌症，这事就搁置下来了。现在他已乘风归去，我找出了这份稿子，发现它提供了很多党史和文学史上的宝贵资料，我想，还是应该让它面世的。 ——吴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