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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 提及胡适,不能不提《新青年》;提及《新青年》,又不能不提陈独秀。《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是陈独秀于19 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由《新青年》率先向外推广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自此发端。因此,胡适由衷地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陈独秀因此力荐胡适入北大任教授。因此,陈独秀对于胡适,又多了份知遇之恩。这份恩,胡适注定是要报答的。 因陈独秀被捕破口骂人 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甚至在公开场合直言陈独秀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看他的日记,其中记录陈独秀的文字,也多半涉及于此。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原因是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时,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陈独秀痛恨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经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胡适虽然不如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确恶行累累,因此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联系印刷等工作。 事发前,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同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其间,陈独秀将传单散发给邻桌。不久,胡适和高一涵先走了,只留下陈独秀一个继续散发他的传单。很快,警察来了,抓走了陈独秀。 当天夜半,胡适接到友人电话方知陈独秀被捕了,遂紧急联系安徽同乡设法营救。他更利用他的名望以及与警察厅厅长的同乡关系,致书恳请保释,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与此同时,他又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 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以后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负责接办《每周评论》,直到该杂志被当局查封。陈独秀出狱后,一度住在胡适家中,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1921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 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10月6日 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 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选择了与他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与第一次一样,胡适随即展开了营救。在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努力营救之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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