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时期，寺院佛塔林立，僧尼遍及城乡。朝野上下，无不信佛。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充当苦役，使得群臣每次都得用重金将他赎回，在奏表上书中都称他为“皇帝菩萨”。

　　梁武帝甚至在一道诏令中宣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命令“公卿百官候王宗族”舍弃其他信仰，“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当然，他率先作了表率——“舍道归佛”。佞佛之举风靡一时，京城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祆。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诗中写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权贵们都大力提倡佛教的时候，有人在逆流而行，坚持不人云亦云。他就是《神灭论》的作者，梁朝时的思想家，无神论者范缜。

　　范缜与权贵的第一较量是在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与竟陵王萧子良爆发的那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竟陵王萧子良，齐武帝之第二子，性嗜文学，招纳名士，当代凡稍有才名者，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在萧子良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一时天下才学皆游集焉。王融、任昉、谢朓、沈约、范云、陆倕、萧衍、萧琛声誉最隆，人称“竟陵八友”。萧子良也是个信佛之人，曾多次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献茶上菜。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些文人个个也是信仰佛教之人。

　　萧子良和范缜之间，围绕因果报应展开了激辩，萧子良被驳得无言以对。旗开得胜的范缜，开始昼夜伏案，振笔疾书抒写传世名篇《神灭论》。

　　真正引得“朝野喧哗”的是《神灭论》发表以后。《神灭论》发表，士林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范缜的形神一元论的影响，严重动摇了帝王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迷信的形神二无论。这使得佛教信徒为之兴师动众，也激怒了统治集团。

　　萧子良召集高僧对范缜进行反驳，再次和范缜展开了辩战，但仍未驳倒范缜。其中有个叫王琰的人说：“呜呼范子！曾不识其先祖神灵所在！”意思是说范缜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也不知道！范缜的回答堪称绝妙：“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也就是说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怎么不自杀追随他们而去呢！

　　后来“竟陵八友”之一王融，被指派去以爵禄利诱范缜。王融劝范缜说：“神灭之论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执意坚持，这样下去，‘恐伤名教’。凭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倘若放弃此论，何愁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偏要违背朝廷旨意，自讨身败名灭呢！”范缜听后回答说：“假如我范缜肯于‘卖论取官’，早就当上了尚书今、中书令和仆射之类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岂在话下？”范缜让王融也碰了一鼻子灰。

　　这场论战并没有就此罢休，一直延续到萧衍当皇帝后。萧衍和范缜早在齐永明年间就已相识，萧衍起兵反齐后，范缜又较早地投奔响应他。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萧衍当了皇帝，改国号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做了皇帝后，没有忘记范缜，任用范缜为晋安太守、尚书左丞。

　萧衍早在做竟陵王门徒的时候，就是一个十二分虔诚的佛教徒。他即位后，力图“以佛化治国”，文学和宗教成为他构筑他的帝位霸权所必需的两种主要“材料”。因此，他虽然封了范缜官职，并不代表他允许范缜反对佛教。

　　梁武帝要求范缜放弃反对佛教的主张，范缜不从。梁武帝大为光火，不仅自己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引经据典地宣扬“神不灭论”，谁知道范缜并没有因为此时的梁武帝位高权重，而有所怯弱，他接受了梁武帝的挑战。还以“自设宾主”的形式，修改并充实了《神灭论》。

　　见范缜不肯就范，天监六年，梁武帝策动“王公权贵”六十四人围攻范缜，他们先后写了七十五篇反驳《神灭论》的文章，说他“乖理”、“灭圣”。不过，尽管是泰山压顶般，但并没有使用其他卑鄙的手段。这次，统治者从理论上依然没有驳倒范缜，最终又以失败而结束。

　　束手无策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最后只好借助专制的威力，梁武帝给范缜背上一个“离经背亲”的罪名，把他贬到广州做官，还不许他再发表议论。可是，范缜真的是位固执的勇气，他至死也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捍卫古代唯物论而奋斗不止，他活着一天就让统治者一筹莫展了一天。在今天看来，范缜也是一位为真理而战斗的勇士，他让众口没能烁金，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