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的个人在精神上是没有个性的”。这样的批评虽说刺耳，可颇有几份道理。就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而言，千百年来，在孔夫子“大一统”的思想教化下，在当权者“高大全”的名利引诱下，多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个体尊严和独立精神，乐此不疲地浸淫在老祖宗传下来的帝王学和黑厚学里，人云亦云，苟苟营营。于是乎，中国的古代历史便尴尬出呈现出“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怪圈，毫无进步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寡淡地陷入“四书五经”的古板经典里，毫无乐趣可讲。
　　好在是，沉重的历史记忆中，还留存有一抹鲜明的亮色。譬如魏晋时期那些“非汤武而薄孔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名士，以一种非常规的姿态，标立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开拓出一块自在的心灵秘土。因为有他们的榜样力量，中国传统读书人才可爱了许多，轻松了许多；因为有他们的精神滋润，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树，也才蓬勃出那么精彩的文化枝桠。
　　而在这些风流名士中间，被称作“人中龙风”的嵇康（字叔夜）无疑是最具影响力，也应是最具含金量的文化偶像。这位堪称中国文化谱系里第一等的可爱人物，正如专家所言，嵇康把庄子的哲学人间化了，因此也诗化了。于是，在他身上，有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风流”气质和“飘逸”才情。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种读书人最稀缺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强健个人意志。他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追求什么，反对什么，在无限的精神空间里，他不时拷问自我，张扬着一种激越的生命情调；在逼仄的现实困境中，他毅然坚持自我，奏响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乐章。当然，他并非“完人”，也不是什么“神人”，然而正是缘于他人格的非纯粹性，以及人生的不完整性，以一种穆重的“悲剧意识”，激烈出一种别样的人生模式和人文意义来。
　　也正是得益于他的个体悲剧，自他之后，当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理想照不进现实”的人生困境时，终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理想和现实隔离开，同时自由参照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各自活出他们的精彩来。
　　
　　一、嵇康容貌之谜-----他为什么那样帅？
　　 与长相古怪的孔子相比，或是外形邋遢的庄子相比，嵇康真是一位优质的大师级文化偶像。
　　无论是以古代的，传统的标准衡量，还是用现代的，后现代的看法判断，嵇康都“看上去很美”。“风姿特秀”的他，身高七尺八寸（近乎1.87米），长的也是很有“范儿”，史书上说他是“伟容色，美形仪”。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没有影像资料，我们无法直观地想象他是怎样一个帅法。不过根据当时人们夸赞他的评语，可略知他的风采，譬如说他像萧萧清风一般明爽俊朗，和凛凛寒松一样高拔清峻，由此可以想象，他肯定是“帅呆了”。而他的好朋友山涛形容得更夸张，说他是“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醉酒后还能如此“拉风”，保持玉人一般的好看姿态，又可谓“酷毙了”。
　　这样天生一个俊小伙，自然像漆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太过鲜明，太过出众。他的哥哥嵇喜就在《嵇康别传》里，很不谦虚地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至于稽康的姿仪如何非常，怎样出众，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旁证，颇是有趣。说是嵇康死后多年，他的儿子嵇绍来到首都洛阳，有人见到，就对嵇康的朋友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卓然昂首，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的风度仪态又是美到何等境界，难怪被后人誉为“一世之标”。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年嵇康进山采药时，会被遇上的樵夫惊呼为“神仙”了。
　　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大帅哥，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坏毛病。如果说不爱打扮也罢，关键是他疏懒得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譬如说十天半月脸不洗，头不梳，不觉闷痒，连澡都不洗，甚至懒到不愿起身而常常憋尿的地步。既便如此，时人还是不吝誉美之词，夸他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对他如此偏爱有加，并非大家已经痴迷得连他的缺点都爱的地步。而是缘于那个时代流行的社会风潮太过浮华和做作。据同时代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记载，当时的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于此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如《三国志》里就记载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曹丕有一次骑马出行，因为身上薰香薰得太多，连马都有些不舒服（可能是香味太过刺激），急躁中将他的膝盖咬伤，最后气得曹丕杀马泄愤。由此观之，那个时代的男士是何等的矫揉造作。试想一下，与那些脂粉扑面，轻移莲步的“人工美男”相比，嵇康的天生丽质是多么令人神清气爽呀。想来嵇康对自己的“天然美”应该也感到非常自豪，所以才会那样坦然地把“邋遢当个性”。
　　除却俊美的体貌外，嵇康还是个令人嫉妒的天才作家。他可以“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犹好老庄。因为太过聪明，所以他不但口才了得，“善于谈理”，而且文章也写得精妙，无论是作《高士传》，传上古以来高士之风流，还是作《太师箴》，明古今帝王之大道；无论是《养生论》，谈“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导养之理，还是作《声无哀乐论》，辩“外内殊用，彼我异名”的音乐哲理，都令人耳目一新。鲁迅先生便曾夸赞他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虽说也有人批评他的文章“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轩雅之致”，可瑕不掩玉，总的来说，还是“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魏氏春秋》云：“ 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由此观之，他的作品不但高质高产，而且畅销长销。面对这样的大师，不能不为之摧眉折腰，高山仰止。
　　除此之外，他还能工于草书，又善丹青。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唐人书评》评价道：“嵇康书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 其狂放潇洒之性情，跃然纸上。另外，根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相关记载，他在书画方面也颇有功底，唐朝时尚有《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既是偶像派又是实力派的嵇康，在其充沛的才情中，最具魅力指数的还当数他在音律方面的深厚造诣。按他在《琴赋》序中的说法，“少好音声，长而玩之”，故精于笛，妙于琴，特别是对琴及琴曲有着狂热的嗜好。除却对传统的琴曲熟烂心胸外，还擅长创作新曲，所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当年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其水平之高，影响之大。
　　我们所熟知是他以弹奏《广陵散》而闻名于世。而这首“声调绝伦”，已成绝响的曲目，据说是除嵇康之外，无人会弹。 《晋书•嵇康传》里记载，《广陵散》是由一位称自己是古人的神秘人士传习给嵇康的，而在《太平广记》里，更是绘声绘色地引申为鬼神传授。这样的迷信说法，自然不足采信。按常理判断，应该是一位隐于民间的江湖高士传授，或本就是嵇康自己创作，只是太过珍爱此曲，才故弄玄虚的。
　　嵇康如此多才多艺，在今人看来，可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实，除却嵇康的个人才情外，还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紧密相关。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士精神高度强势的时代，因为在政权非正常的混乱交替中，“下疾其上，君猜其臣”，早已国将不国了。颠倒纲常的君臣争斗，血腥无情的政治屠戮，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文明秩序轰然崩坏，犹如地狱的人间，屠杀成为当权者唯一的控制手段，享乐成为苟活者最好的游戏办法。
　　对于那些拥有强健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士而言，混乱的背后便是自由，权威的缺失就等于自主。何况，血腥而残酷的政治清洗已经让他们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为了从令人生厌的现实世界中逃脱出来，他们纷纷专注于生活方式和个人情趣方面的创新，在空灵的玄学和虚无的清淡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在高雅的情趣和时尚的风潮中寻求个体的自尊。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传统的文人艺术，在这个时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高峰，无论诗歌、绘画，还是书法、音乐，都在争相绽放，这些美丽，繁荣着，怪异着，热闹着，寂寞着，却令我们欣慰，又让我们感动。
　　在那样一个文艺极其繁荣，思潮极其多元的时代，身为创造者和参与者的文人群体，其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突然被激活，他们断然颠覆一切，又积极创新一切，表现出一种近乎狂热的创造意志和人文倾向。除却纷纷加强诗琴书画方面的“硬”指标外，对于自身的“软”实力也非常在乎。这个“软”实力，指的便是文士的个人风姿和气度修养。也就是说，他们乐意在自己的“言谈举止”里渗入“行为艺术”，活出一种唯美的风流气质和动人的生命精彩来。这是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性格。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魏晋时期，漂亮的美男和风流的名士会那么多。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境下，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偶像或学术明星，就必须内外兼修，因为仅靠一张俊俏的脸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容貌、个性与才情顺利嫁接，才能绽放出诡谲壮丽，流光溢彩的文明之花来。“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嵇康，也正是凭俊逸之美，才情之高，顺时代之风，随社会之好，方才成为领一代风骚的高人名士的。
　　那个时代，像嵇康这样既有美丽的外形体貌，又有美丽的风神气度者，也是稀缺之物。因此对文艺粉丝来讲，颇有“迷死人不偿命”的诱惑力和杀伤力，甚至可能达到因仰慕而痴迷，因痴迷而疯狂的地步。
　　譬如嵇康的嵇绍曾经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叫赵至的少年，十四岁那年，到洛阳太学参观，看到当时在太学里“写石经古文”的嵇康，惊为天人，等嵇康写完后要乘车离去时，他就跑过去寻问嵇康的姓名。嵇康觉得有趣，便问他：“小孩子家为什么问这个？”赵至小大人似的回答道：“我看先生风度翩翩，气宇轩昂，非比寻常，所以想结识一下”。嵇康见这个少年出语不凡，但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赵至本是典型的文艺青年，遇到嵇康这样大师级的偶像人物，自然是喜不自胜。日久天长，竟对大师相思成灾，甚至得了癔症，竟多次从家出逃，“数数狂走五里三里”，欲去追寻嵇康。家人苦劝严防不顶用，救医扎针也不管事，如此折腾了两年，终于在十六岁那年成功出逃，几番周折后，如愿以偿，见到了渴慕已久的偶像嵇康，并跟随他回到山阳，做了嵇康的入室弟子。
　　
　　二、嵇康性情之谜-----他为什么那么拽？
　　
　　嵇康拽不拽，是个有趣的问题。
　　有说他“恬静寡欲”的，也有说他“尚奇任侠”的，有说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的，也有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的，有说他“土木形骸”的，也有说他“直性狭中”的。这样矛盾的性情，给人以人格分裂的感觉。如果细细梳理他的心理路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性格形成，对嵇康而言，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难说的内心苦痛。
　　就天性而言，他天真得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他的哥哥嵇喜就说他“高亮任性，旷迈不群”，我想这一点与他的成长背景极有关系。嵇康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亲，是由母亲和长兄一手带大的。大概是缘于家人心疼他早早失去父爱，又是家里老小，所以对他娇宠有加。在这种“有慈无威”的管教下，使得他“恃忧肆妲”，养成了“性复疏懒，筋驽肉缓”的生活坏习惯。好在是，他出自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够“博洽多闻”，加上天资非常，所以又可以“学不师授”，自学成材。虽说他也是“家世儒学”的子弟，可偏偏“不涉经学”，独好老庄之业，天天琢磨着做神仙的事情，闲时弹弹琴，咏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生活过得是悠哉游哉。
　　因为一切都有母亲和兄长打理，身为小老弟的嵇康，啥心都不操，便是娶媳妇和找工作的大事，也是由家里人一手操办的。虽然父亲早逝，幸运的是他的兄长嵇喜非常争气，颇有“当世之才”，在官场上混得不错，嵇家的门楼还算撑得体面。大概也是在这位兄长的努力下，为他完满了一桩好姻缘。嵇康娶的是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曹璺（wèn），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的高枝，成了魏武帝曹操的孙女婿。也正因为有了这层椒房亲戚的裙带关系，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年仅21岁的嵇康一跃进入官场，“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捎带连工作问题也解决了。需要说明的是，郎中这个官，也就相当于官员候补团的概念，有名无职，可以不上班，大概也没薪水；按当时的官场惯例，干满三年后，嵇康才被转正成中散大夫，虽说这样的散官也是闲职，好在必须到京城上班，也有薪水可领。
　　也正是在洛阳做京官的日子里，春风得意的他，连续写出了《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博得崇尚玄学清谈的士林高度赞赏。那段时间，朝廷里曹爽势力还如日中天，司马氏集团低调回避，那时还没有人能预知历史很快就要拐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玄学清淡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曹爽集团最宠信的高官何晏，据专家考证，和嵇康有亲戚关系，嵇康应算是他的侄女婿。因此，人长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加上又有这些关系，嵇康自然会受到特别重视。他的文章中有“爰及冠带，凭宠自放”的诗句，可以作为旁证。因为按常识判断，此时已经是大小伙的嵇康，所获得的“宠爱”，不应该再是家庭小圈子的宠溺，而应该是京城玄学界的追捧和爱戴吧。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京城的政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大有“黑云压城城欲催”的肃杀气象。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开始尖锐激化，此时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涛，还有阮籍等，都前后托辞隐退，嵇康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退隐到河内山阳，继续他的田园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何晏及其党羽都被诛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拉开了魏晋政权长达十七年的嬗变交替序幕。
　　在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时期，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一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因为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都走的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么？就这个政治身份而言，嵇康只是曹氏宗室一个并不重要，也没实力的分支。无论在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体团看来，还是蠢蠢欲动的曹氏集团看来，他这个曹家女婿都没太大的份量，他也不可能太把这个身份放在上心。再者，有关他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他有多支持曹氏集团的证据。何况在他死前，至少名义上还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简单摆个姿态，继续当他的散官，也没什么不妥。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二十八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一类是游戏人间：“傲睨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消极出世：“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做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嵇康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以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为例。他在《释私论》里谈到：“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通顺，故大道不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也就是说，他并非一味地摒弃名教，或者简单地反对名教，他追求的，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尚境界。说是超越，其实也就是对名教“螺旋式上升”后的回归罢了。
　　换个角度讲，我们也不能因为他“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便判断他有“反社会性”的人格障碍。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格上，他都不是那种标新立异的人，也不是不负责任，乱发奇谈怪调的人。他只所以亮出 “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臭腐”这样极端激烈的“悖逆”之论，是缘于实在看不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司马氏集团，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的虚伪和卑贱，更看不惯多少世俗之人打着名教的旗号追名逐利的愚蠢和贪婪。
　　而他要“非汤武而薄周孔”，也是因为看不惯那些依附权势的大儒名士，竟还敢无耻地伪造先秦圣贤言论，公然杜撰汤武周孔名言。譬如将《孔子家语》中“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坦然改为“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这不是明摆着借圣人之口，为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吗？如果圣人都成了任人涂抹的花姑娘，那么“非薄”一下又如何呢？
　　坦率地讲，嵇康的这些“放达”言论，并不特别的政治动机和深刻用意，充其量只是对世间伪君子的一种嘲笑和鄙弃罢了。而善于思考的嵇康，并不满足于对腐败堕落的“礼教”进行简单的批判。在他看来，沾满腐臭之味的六经之学，“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于是，绝望之中，他渴望一种新的拯救，焦灼之时，他追求一种新的信仰。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独好“冥于自然，归于宁静”的老庄之学了。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妥协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或不合作间的抉择。而是根本就没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世教不容他，而是他不容世教。需要补充的是，嵇康选择隐居，也并非只是消极避世或保全自己，尚气任性的嵇康绝非胆小之人，要不，他也不会那么痛快，那么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也自知“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患”，可每次还是“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是非好恶，一吐为快。
　　虽然说他的高傲和自恃，只是一种肯定生命，绽放激情的姿态罢了。然而，这种性躁气盛的本性和强悍激烈的人生态度，又与他理想的玄学人格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他总是容易爆发，也容易后悔，时刻提醒自己要深自收敛，以“理智战胜情感”，并期望自己最终可以做到“奉时恭默，无馨无臭”的超脱境界。
　　从某种程度讲，他的性格修炼还是很有成效的。譬如他的兄长就夸他“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忆说和他相交的二十年朋友生涯中，“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当然，也有把控不住的时候。譬如与他契若金兰的好朋友山涛（字巨源），出于好心的态度，想推荐他出仕为官。他听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马上写信拒交。在这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一开头就对朋友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说山涛是“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就拉祭师来帮忙”，目的是要他也“手执屠刀，沾上一身腥臊气”。另外，在文中详陈自己“不识人情，闇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等毛病，并指出自己向往的是“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恬淡生活。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朋友相知，应“贵识其天性”，而不能强人所难，而让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说服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用“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的刻薄话挪揄朋友。在别人眼里，他这样做，就是不识好歹，白费了朋友一片苦心。而在后世看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更像是嵇康有意而为之，意在高调向司马氏集团发出明确不合作信号的宣言书。可我以为，嵇康心性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不需要，虽说他并不缺乏这样的勇气。因为嵇康那些关于时政的议论文章，如《太师箴》、《卜疑》、《管蔡论》等，都火药味十足，也都可以算是宣言书了。再者，虽然他怪山涛不了解自己，可他对于这位性情“如璞玉浑金”的巨源兄，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嵇康死前托孤于他便是明证）。如果这真是一封有挑战意味的宣言书，山涛也不会主动向上级报告，而陷朋友于不义。简言之，这封信只是嵇康“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臭脾气作怪罢了。
　　虽说嵇康也知道这样乱发脾气不好，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对时政的评判依然尖刻如故，激烈如故。对此，我们不能总结说嵇康胆子大，有勇气，有魄力和司马氏对着干。嵇康并不傻，也不想急着找死。他这样爽直，除却禀性原因之外，可能还与他对当局的态度误判有关。正如他在自己的一些作品，如《五言赠秀才诗》、《答二郭诗三首》等诗作中总结的教训那样，或云：“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或云：“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或云：“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在他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都是缘于涉世太深，名利心太重的缘故。如果远离政治，置于事外，只是纸上清淡，过过嘴瘾，个人的安全还是应该有保障的。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那一位名士是因为言论罪或思想罪而被砍头的。当然，他是太乐观了。
　　为了刻意树立出世的形象，嵇康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都会提及自己齐物逍遥、飘然世外的个人理想。他最渴望的是“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於尘埃之表”的“神仙”境界。史书上说他几次求仙不得，便转而凭借一种叫“五石散”的古代迷幻药，寻求通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知大门。嵇康“性好服食”，喜欢嗑药，除却名士的脾气外，还有一定的“人脉”优势，因为“五石散”的发明者便是他的姑父何晏。
　　 所谓“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是一种中药散剂，据说是由医圣张仲景发明，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其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等，后来由何晏加以改造，成为一种专供上层人士享用的高级“毒品”，在当时特别流行。这服药性子燥热，服用完后红光满面，皮肤也会变得娇嫩，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奇药。另外，服用五石散，还会刺激神经，人为地诱发一些激烈的情绪。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说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这里虽说形容的是嵇康的创作风格，可我以为，他那“直性狭中，遇事便发”的激烈性格，以及创作激情超乎旺盛的背后，隐隐约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磕药的影子。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和坏脾气了。
　　 除却引发性情大变外，嗑药的另一大副作用便是由于服药后身体燥热，皮肤娇嫩，而不得不穿“轻裘缓带，宽袍大袖”的衣物，以防磨伤皮肤，甚至因为害怕过敏，澡也不能常洗，衣服也不能常换，由此可以推断，嗜药的嵇康，只所以“蓬头垢面，土木形骸”，除却天性懒惰的原因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对于嵇康而言，“五石散”又并非一个麻醉自我，制造快感的简单工具，它还是颇有情趣，能够直达“精神伊甸园”的“通灵”载体。正如他在《养生论》里所言；“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在“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的精神世界里，他终可以轻易超越一切人为的恐惧和怜悯，无所顾虑的快意放马，了无牵挂地随意驰骋。
　　
　　三、嵇康被杀之谜-----他为什么一定死？
　　
　　嵇康是被冤死的，还是被害死的，这是个问题。
　　按《晋书•嵇康传》里说法，他是受朋友吕安不孝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后又被不小心得罪的小人钟会构陷，才被司马氏政权所杀。
　　令人费解的是，孝与不孝，都是家事，身为外人的嵇康，又何罪之有？再者，司马氏虽然冷血嗜杀，可绝不昏庸，耳根子也绝不会软到随便听信谗言。那么，嵇康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得从吕安一案说起。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兄弟俩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不但俊才，而且讨个媳妇也非常漂亮。不料人面兽心的吕巽却无耻地打起弟媳的注意，“使妇人醉而幸之”。事发后，吕安非常愤怒，找到嵇康倾诉心中苦痛，并准备到官府状告其兄的恶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此嵇康是深感同受。因为他就曾因为和侄子关系搞得不好，而避居过河东。因此，对于家庭繁琐的纠纷，对于吕安无边的愤怒，嵇康都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可身为两人的好朋友，考虑到这样的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因此决定好好调停。他一边要求吕巽“以子父交为誓”，保证“永不加害吕安”，一边语重心长地安慰劝解吕安，结果是“都遂释然，不复兴意”。然而，可恶的吕巽却不守承诺，暗地里告发兄弟吕安不孝，曾挝打过母亲，并要求将其治罪徙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吕安是吕巽的庶弟，就是说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而且吕安为偏房所生，家庭地位自然要低一些。根据合理的想象，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性烈如火的吕安受不了正房吕巽母亲的窝囊气（很有可能就是吕巽非礼弟媳后，吕母还替亲生儿子说话），曾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如果吕安没有这个“受人以柄”的问题，嵇康也不会要求吕巽发重誓保证不去加害阿都（吕安）。干宝《晋纪》里也明确指出，吕巽并非“诬告”，而是“阴告”吕安不孝。而吕巽冒这么大的风险，背叛朋友，斩断亲情，最大的可能还是缘于人性的弱点。也许按他的逻辑，一是胆怯心虚，害怕坏脾气的吕安会对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二是贼心不死，期望把弟弟发配到边远之地，好长期霸占弟媳。
　　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重的罪名。因为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是以“不忠”篡权立朝的，自然不好意思宣扬“以忠治天下”，所以只好极立宣扬“圣朝以孝治天下”。魏晋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孝罪往往要重判，轻则徙边流放，重则弃市砍头。在当权者眼里，与吕安挝母的大不孝罪名相比，吕巽的淫乱失德，倒显得举无轻重，何况吕巽还反咬一口说是吕安诽谤自己。于是，吕巽安然无恙，吕安则是铛琅入狱。
　　在这个兄弟聚讼的事件中，无论是“受害者”吕母，还是“旁证人”家仆，肯定都站在吕巽一边，何况吕巽还“上头有人”，和当时朝廷的政治红人钟会打得火热，也早就关照过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早已定性，对此吕安满腹委屈，却百口莫辩。此时唯一能替吕安说话的，也只有挚友嵇康了。嵇康果不负朋友厚望，在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挺身而出，极力替朋友辩解。《文士传》云：“吕安罹事，康诣狱明之。” 《魏氏春秋》又云：“（安）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 同时，嵇康还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信，以“绝交不出丑言”的君子风范，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吕巽并非天生的小人。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的开头，曾深情地回忆了他和吕姓兄弟两人的交往过程。先是与吕巽成为至交，“欢爱不衰”，后经兄长介绍，嵇康又结识了“志力开悟”的吕安，也深是欢喜，由此观之，起初吕氏兄弟俩人的感情应该非常融洽，否则不会共享同一个朋友。无论如何，因色欲而坏了良心的吕巽，再坏也没坏到非要把弟弟吕安置于死地。因此，他上表秘密告发，也只是求将其弟徒边而已。
　　且不论吕巽的好歹，因不孝罪而“徒边”已是朝廷对吕安一案定下的调子，不容改变。如果吕安死心认命，那么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忿懑满腹的吕安又岂能认命？他在流徙的路程中，又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滌九区，恢维宇宙”的“大不敬”字句。这本是一封在私人信件，满纸书生狂语，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可在当权者，以及别有用心者的眼里，却不亚于一封要进行谋反的战斗檄文。那么，一封私人信件的内容，怎么会很快就被统治者知悉呢？而且偏偏就是吕安写给嵇康的这封呢？想来中国从事告密的工作者，历来总是颇有效率的。或者说，这本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最终猎杀的目标就是嵇康？
　　对此我们不能随意猜想。不管如何，这个案件因为“吕安一书”而峰回路转，性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吕安又被抓回京城，嵇康也随之入狱。如果说起初以“不孝者的同党”抓捕嵇康，估计会上天下人笑掉大牙，现在好了，这个案件已经上纲上线了，严重到涉及国家安全大局的大案要案了。
　　案件的人为升级，和一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神神秘秘的钟会。
　　起初吕安一案被立案时，吕巽拖关系，走后门的对象就是钟会，以至后来嵇康被捕入狱，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钟会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此，《魏志•钟会传》里毫不避嫌，明确指出：“（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至于钟会为何要加害嵇康，《晋书•嵇康传》里总结说是缘于钟会的“小心眼”。那么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么？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而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活脱脱一个天才级的“政治动物”。虽说出身高贵，官位显赫，可在文学才情方面，对于仅比他长两岁的嵇康，还是敬佩有加，甚至到了不敢与之面对面交流的地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初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结果是嵇康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不“难”一下，也不“辩”一下，甚至一句品评的话都没有。钟会的自尊心也因此大受打击，
　　多年后以后，贵公子愈发显得“尊贵”，嵇康倒是愈显“破落”，隐居山阳一隅，打铁为生，“以自赡给”。经过在官场多年溜须拍马的历炼，自恃已经是“精练有才辩”，于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带领一大批帮衬的“贤隽”看客，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浩浩荡荡前去“造访”。这样的造访，颇有挑畔和矫情的意味。钟会大概是想借官架和气势，换来嵇康的另眼相待，以此提高自己在当时文艺界的名声吧。然而，对于这个高级访问团的突然造访，嵇康理都不理，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嵇康的朋友向秀则在一旁“鼓排”，照顾炉火。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嵇康锻打了很久，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钟会领着一大帮人也傻看了很久，终是觉得无趣，悻悻作罢，欲要离去时，嵇康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对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词锋两不相让，问得精妙，答得机趣。然而，钟会终是觉得丢了面子，深深怀恨在心。
　　如果据此而推论，说钟会仅仅因为嵇康怠慢了他，为报睚眦之怨，才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的话，那么就太低估钟会的政治动机了。身为司马氏政权最贴心的“政客”，钟会拜访嵇康，绝非只是图个人一时之快。同样，他要置嵇康于死地，也不可能只是由他的个人意志而决定的。也就是说，嵇康之死，幕后应有更大的黑手，钟会只是扮演台前“恶人”的角色罢了。那么会是谁呢？这要从给嵇康下的罪名说起。
　　钟会以“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理由，劝司马昭将其杀掉，“以淳风俗”。然而，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可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此前的何晏、夏侯玄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便是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居丧饮酒食肉，虽说也是“非毁礼法”的典范，“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仇疾”，进的谗言也不少，可司马昭也是非常宽容，那么为何偏偏到了嵇康这里，就敏感如斯，苛刻如此呢？
　　从某种程度讲，是缘于嵇康无论言论，还是行为，都太不安份。譬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能力和活动能量都非同一般。接着马上指出毋丘俭“造反”时，嵇康曾要起兵响应，只是听了山涛的话才被阻止。《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语》，便有“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的记录。甚至按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的说法，毋丘俭兵败的正元二年(255年)，嵇康就已被杀。虽说经过考证这样的记载有误，可也说明嵇康与毋丘俭的“造反”，多少有些牵连，至少是毋丘俭的同情者。最有力的证据是他的《管蔡论》，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毋丘俭淮南起兵张目，其中“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的话语，怎么听都是“借古喻今”，揭露司马氏“代魏自立”的狼子野心。当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若做个心知肚明的木头人，倒也无事，可嵇康却偏偏“轻肆直言，遇事而发”，发出刺耳的笑声。司马氏找人杜撰汤、武、周、孔的话，为篡位制造礼教根据，他却偏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想借禅让以文饰篡逆之事，他却偏要“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嵇康的这般“非毁抵突”，自然令司马氏非常生气和尴尬。
　　更令司马氏忧心的是，嵇康不仅仅笔头有力，而且社会活动能量和个人影响非比寻常。有两个事例特别值得寻味，一个是《文士传》里说嵇康有“性绝巧，能锻铁”的本事。堂堂一位驸马爷，一位大学士，一个大才子，为何偏偏有这样奇怪的喜好呢？他并不缺钱，因为有人喜欢他锻成的东西时，他都会送给人家。这就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他锻成的铁器会是什么呢？艺术品？农具？或是兵器？！嵇康隐居的山阳城，是魏室曹亲派系的大本营，若是兵器，又随意送人，会不会要暗地里结兵造反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司马氏想知，而且必须知道。于是，司马氏派来钟会“造访”，不在嵇康行散时，不在嵇康吟诗时，不在嵇康弹琴时，而恰恰在他和朋友锻铁时。这次突袭大检查，钟会来得及时，可嵇康也表现得很是完美，打来敲去，就是不拿个成品给你看，让钟会抓不住一点把柄。于是，“何所闻，何所见”的文人典故，变成了“地下党”和“反动派”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如果说“嵇钟斗”只是虚惊一场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就足已令司马氏心惊肉跳，杀意顿生了。
　　且说嵇康下狱后，洛阳太学生三千人集体请愿，要求释放嵇康，甚至许多“豪俊皆随康入狱”，这便有了政治示威的意思。司马氏对嵇康过于提防，都是缘于他的特殊身份。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的侄女婿，自己又不明不白地跑到汉献帝的贬居地山阳隐居了十几年。这种身份，这种态度，都令“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氏难以放得下心来。何况他还是当时文士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泰斗和精神导师，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对于这样的精英人物，司马氏也不是没想过“化敌为友”，将其笼络到自己的集团中。可嵇康偏不卖帐，始终坚持“不合作”的态度。对于司马氏而言，这样的人物，“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还是小事，相忘于江湖也就罢了，可若要在“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的大好形势下，以“轻时傲世”的姿态“乱群惑众”，那就是无法容忍的大事了。于是，摆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嵇康面前，也只有死路一条。
　　可怜的嵇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下狱时，他情绪低落，满腹委屈，在《幽愤诗》里郁郁自问：为何“欲寡其过”却“谤议沸腾”，“性不伤物”却“频致怨增。”后回想起道士孙登对自己“才多识寡”的批评，便愧以为自己只是“不懂保身之道”，所以自责“昔惭柳下，今愧孙登”。然而，他以为自己犯下的只是“曰余不敏，好善闇人”的性情错误，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奉时恭默”，少开尊口，便能够“安亲保荣”，便可以“颐性养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案情的进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难逃一死。对于追求养生的他，死亡自然不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可他也不会为了贪生，而去解释，或者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他而言，个体的尊严远比生命宝贵。于是，他不再幽愤，而是坦然面对宿命，认真迎对死亡。
　　困死到“傲世”的性情死胡同时，信奉老庄之学的嵇康才猛然醒悟“顺世游世”一面的重要。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所言：“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嵇康对此认识也很明确。本是俗世中人，岂能一味排俗？正因为他做得太激烈了，才会搭上性命。因此，他希望儿子能吸取教训，重新换个活法。虽然他不喜欢俗世，可也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为了儿子能在俗世中顺利成长，他在家诫中是千叮咛，万嘱咐，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处世做人的细节。譬如要对当官的要尊重，要学会“谦言辞谢”；对别人的私事，不求强知，看见有人窃语私议，要赶紧走开；不强劝人酒，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拿着酒杯，表现着醉熏熏的样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困醉，不能自裁”……这般世故的礼节套路，实在不像一个志趣高远的名士所言，倒像一位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心得。然而，身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他这样的叮嘱又无可厚非。
　　
　　死亡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对看惯了杀人场面的洛阳城百姓而言，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刑场要比以往壮观，人也多了些。嵇康从高台上望去，看到台下人山人海，挤满了来自太学院的白衣士子，自然还有许多是他的朋友。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想以朝廷怜惜人才，培育人才为重，请嵇康为师的理由，再次向大将军司马昭请愿。司马昭不许，旨意传到刑市时，人群阵阵燥动。有这么多可爱的士子和朋友相送，嵇康很是感动，临别之际，总要表示些什么。他抬头看看了太阳，离行刑应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请求送上一把五弦琴，准备弹奏一曲《广陵散》，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在士子的注目礼中，开始拨弄琴弦。悠扬的琴声中，无杀伐之声，也无幽怨之声，而是“感天地以致和”的清正之音。一曲弹罢，场上一片死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叹息一声，说道：“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于是，离席起身，引颈赴死，年仅四十岁。
　　嵇康死后，《晋书•嵇康传》云：“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司马昭）寻悟而恨焉”。海内之士的悲痛倒是不假，可司马昭的悔悟倒是值得怀疑。我以为不是史官的曲笔示好，就是司马昭在做秀收拢人心。因为按道理讲，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以嵇康一颗华美的头颅，换来耳根的清净王道的顺通，没有人再敢或明或暗地反对他。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那就是：“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嵇康死后，敢与司马氏对抗的士林集团瞬时土崩瓦解，一年后，阮籍为司马昭封晋公写了《劝进文》，虽说醉时一挥而就，可也“落落有宏致”，没有半点闪失；向秀也乖乖应征做官，虽说是“容迹而已”的消极应付，可至少是服务在司马氏的门下；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年后，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对此，嵇康应是理解和满意的。正如他在家诫中所暗示的那样：“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悟透了人世的要义：在精神的世界里，也许可以“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可在复杂的现实中，倒是应该时时小心，事事圆通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所言：“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若是一味狂猖、狂傲，“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毕竟，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而非神仙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