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在京接受记者采访。蒲东峰 摄

    著名作家张贤亮的随笔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日前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预计本月底上市。2月22日，张贤亮在京接受京华时报独家专访。他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他选在这个时机推出新书，意在总结改革开放得与失的同时，向改革者们致敬。张贤亮认为，十余年的经商经历让他的生活充实了很多，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紧密，对他的写作不无裨益。他说：“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至此足矣。”他目前正在修改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此后将着手写自传。

    ■新书

    向改革开放敬礼之作

    中国海关出版社阅微学馆即将推出刘心武、蒋子龙、张炜、张抗抗等名家随笔文丛，张贤亮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是其中的一本。该书收录了张贤亮近年来根据自己经历撰写的长篇随笔和政论文章，由《文人参政》《文人经商》等部分构成。《文人参政》部分的第一章《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写于今年1月底，本文以近3万字的篇幅动情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以参与者和过来人的心态，恳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与失。与此同时，《文人经商》部分展示了张贤亮作为成功商人的心得和管理经验，张贤亮在北大MBA讲授的一堂企业管理课的讲稿作为重要篇章收录其中。

    张贤亮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他选在这个时机推出新书，“一方面是向改革开放致敬，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今天还算不错的事业；另一方面，我想把这些年来我的经商、管理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倘若有人从中获得启迪，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书名《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解释说，这个书名体现了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其他任何人的随笔集的不同。“‘另一种思路’是指什么样的思路？在我看来，中国文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研究、教学，多局限在一个领域内，多是单线思维。而我有多重身份，我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我是作家，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视角；我还亲自操办企业。因此我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我的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张贤亮说，收录书中的诸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民营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等论述都很精辟。“我提出来的理念都是有前瞻性的，我和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思路不一样。”张贤亮自信地说。

资料图片：张贤亮

    ■创作

    80岁后开始写自传

    自从1992年张贤亮逐潮“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以来，伴随着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他的小说越写越少，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他已经10余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了。许多关心张贤亮的读者认为，像许多诗人、作家下海经商一去不复返一样，在巨大的商业诱惑下，张贤亮恐怕已经被金钱奴役，无心也无能力继续创作了。

    对此说法，张贤亮并不介意，他哈哈一笑反问道：“难道一个作家写出了作品就必须出版吗？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就证明我没有创作吗？事实上，这些年我仍然在不断地写文章，小说也没有落下。”张贤亮说，目前他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长篇小说，它的时间跨度为100多年，讲述了一家五代人的人生命运。“小说重要的是细节，直到现在还在反复地修改，这个过程就像在消遣一样，很惬意。我今年73岁，身板也还硬朗，现在写书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了，心态也从容多了。”张贤亮说，他经历了那么多沧桑，现在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样的表述适合写成哲学论文，很难把它写成小说，他目前反复修改就是要克服这个困难。

    除了因为修改、把玩，张贤亮不急着出版还有其他顾虑。“老实说，我很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害怕他们失望。现在的文学阅读情势已经不比当年，他们能够安静地看一部和他们无关的小说吗？这是要打折扣的。”张贤亮说，“另外，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多抱着挑刺的态度写文章，太苛刻，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所以我不急于发表。”

    张贤亮透露，手头的这部作品将是他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打磨好后他大约也快到八十岁了，“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自传，现在不好写。”

　　■文学

    文学本来就很边缘化

    张贤亮因发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作品而声名鹊起，对“新时期”文学葆有情怀。他说：“在中国文坛，我要特别指出一个现象，它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都没有的现象，那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之间的‘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对思想解放、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立了很大的功劳。”张贤亮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有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促进作用这样大。那个时候的小说作家成为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所以一部小说出来，就会造成人们争相阅读的现象。我觉得这是永远值得中国文学史大书而特书的一件事情。当然，‘新时期’文学在经历几年的爆发期之后，就沉寂了下来。”

    张贤亮认为，“新时期”文学以后，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逐渐表现人性、表现个性、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的文学作品就比较多了，至此，文学已回归到自然状态。“因为，文学并不能永远负担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文学毕竟是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所以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文学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这是它本就应该处的位置，它回归到它原本具有的阅读功能、审美功能、休闲功能，还有就是个人通过阅读认识世界的作用上来了。”张贤亮说，所以他对大众所持的文学边缘化的观点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它本该就这样。

    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写作、经营事宜，张贤亮对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关注甚少，对于包括韩寒、郭敬明等在内的80后作家，他也只是有所耳闻。“我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年轻嘛。和他们相比，我可是50年代的‘80后’，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被记录为‘曾是不良少年’，多冤啊。”张贤亮感慨地说，“如今的‘80后’真是赶上了好时光，我真是羡慕。”

    ■经商

    为挽救财产被迫上梁山

    1992年，当时已经是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的张贤亮，为什么会有了“下海”的念头和行动？回忆当年的情景，张贤亮说，当年他一直反对专业作家制度，认为写作是业余的事情，而写一两部作品就是专业作家，这不是一个能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我对这个制度一直不是很满意”。张贤亮说，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掀起了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发展第三产业的热潮，宁夏文联也得办第三产业，他就响应了号召。

    “可是当时宁夏文联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就用我卖外国译本的外汇存单做了抵押贷款。谁知道1994年，政策有变，说中央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要与‘三产’脱钩，于是债务就都落到了我身上。为了挽救个人财产，我被逼上梁山，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家。”张贤亮说，1995年他就把银行的债务全部还清了；与此同时，现代企业机制建立了，公司进入良性循环，他就慢慢把企业做大做强。

    谈及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说，他早已将该影城的定位从早前的影视基地转换为了旅游景观。“90年代初，我就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趁中国正在城市化、改造新农村的时候，大量收购正在消失的木质构件，收集到的酒作坊、织布机等很多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另外，我把电影电视剧拍摄的场景保留下来，比如张艺谋电影里的酒作坊等，全部把它搞成真的，让参观的人动手体验。”张贤亮说，“总之，我让人们不是去感受荒凉，而是去获得一种文化的享受。我最大的期望是，将来能把镇北堡西部影城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张贤亮说，经商让他的生活充实了很多，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张贤亮说，现在他觉得他最大的财富就是比一般人拥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至此足矣。”

    ■记者手记

    倜傥依旧

    人生七十古来稀，73岁的张贤亮看上去却丝毫不见老态。橘黄色的袄子，搭配上一条深色的围巾，高高的身材没有半点驼背的趋势，眼前的张贤亮时尚倜傥儒雅如往昔。2月22日晚的下班时刻，接受完采访的张贤亮放弃了专车送回的待遇，独自搭乘开往宾馆所在地的地铁。避开拥挤的人流，他乘机找到地铁一个空脚处站定，手扶把手，伸着脖子查看着到达目的地的站数。张贤亮说：“我不愿要人陪，身后跟着一个人不舒服不说，你还要照顾他。”

    从长椿街到东四十条，如同任何一个站在你对面的乘客，站在人群中的张贤亮没有被哪怕一个人发现，也没有一个乘客为他让出座位———他挺着的腰板、顶着的一头黑发，显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是谁，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老到需要座位的地步。“北京站上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建国门到朝阳门这站的地铁似乎距离比较长……”张贤亮说，北京堵车厉害，他一般出门多数会选择地铁，所以对地铁情况并不陌生。相对于北京的喧闹，张贤亮更喜欢宁夏的宁静。

    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老人，当年长达二十余年的牢狱之灾将他的个性打磨得愈发坚强。他说：“我现在之所以把企业办得在外人看来风光一片，身体也棒棒的，都得益于当年劳改时的那段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