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后世流传的‘三立’与‘三不朽’的最初版本——陈三立与马三立之名皆源于此语
　　 聪睿才智之士，天赋超群之人，自幼年起，几乎都会兴起一种要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比肉身活得更长久的强烈的欲望与企图心，死了，也要化身为雕像，长留在后人的视野与记忆中。
　　 肖伯纳尤其好玩，他的自负使他腆颜声称自己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不分轩轾，似乎对自己最终‘大名垂宇宙’的结局信心满满。实在还是有几分心虚，没有十足把握，于是又请罗丹为自己塑了一座雕像，这就像是买了双重保险，就算若干年后（万一啊）自己的剧本被扔到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人也将通过大师罗丹的雕塑，知道20世纪活过一个老头，叫做伯纳.萧。
　　 幼年的查宜官，应该算作这些追求“不朽”者中的一个。
　　 如今的金庸已是桑榆晚景，可以对他一生的行止作一总结盘点了。
　　 在‘立德’方面，似乎金庸并无几多建树，六七十年代他在香江倒也展现了一定的风骨气节，毕竟环境宽松，不比大陆之肃杀严苛，晚年就颇有结交官府，向威权靠拢的趋势了。
　　 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道德’与‘文章’相提并举，似乎文章大家必然同时就是道德楷模，所谓‘文如其人’。这种观点其实大谬，对人也不公平。
　　 金庸当然不是圣贤完人，读者先入为主地把他等同于郭靖或是乔峰，那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然而因为金庸的一些道德瑕疵而彻底质疑、否定其人格操守，却也未免小题大做。
　　 金庸也许真的很吝啬很小气，但我们总得承认他的财产每一分都是干净的，既不曾贪污受贿，也没有偷税漏税，像李敖大师那种侵吞朋友财产的豪举，金庸更是做不来的。既是合法所得，金庸当然可以自由支配，乐善好施，向社会多所捐献更佳，但不捐或是少捐，也是个人自由，不容他人置喙。至于批评金庸吝啬的诸君子，似乎也当扪心自问：“除了上头压制下的所谓‘自愿’捐款，我们又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过几多贡献？”，如果你的家产仅有万元，而曾经帮助过他人100块，那也算‘乐善好施’，这样的人，我很钦佩，当然有资格指责金庸‘吝啬’；要是自己都还一毛不拔，腆着脸说别人，那恐怕就是‘红眼病’以及‘吃大户’的心理作祟了。
　　 好像大陆的‘善人’没这么多啊！记得98年特大洪水，区区香江一地，捐助十几亿，而13亿大陆居民总共捐出也不过20亿。怎么批评别人吝啬时就冒出这么多这么多人？
　　 至于金庸对他前妻、家人如何如何，那更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与别人无关，与社会无涉。
　　 金庸晚年略显趋炎附势，毕竟也还没到卖身投靠的地步。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说：“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金庸当然不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先进性’人物，似乎也不曾做过什么损人利己甚至伤天害理的恶行。人们对他的某些道德义愤未免无的放矢、过甚其词。
　　 傅国涌在《金庸传》中讲述了传主吝啬、寡情、世故种种，我倒不觉有何不妥，既不‘隐恶扬善’，也非‘隐善扬恶’，那是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知道这些，有助于破除对知名人物的‘偶像崇拜’，不再迷信盲从权威。
　　 至于多位论者扭住这些事不放，对金庸全盘否定，牵连到他的作品，似乎作者道德上稍有瑕疵缺失，作品的价值也就跟着‘应声下跌’，这种思维未免过于‘中世纪’了！
　　 宋明理学（道学），往往对人持论过苛，陈义过高。一个人若‘不为圣贤’那就‘必为禽兽’了！其他‘存天理，灭人欲’‘大公无私’种种高调，实在无助于提高国人的道德修养，反而为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的成长提供了丰腴肥厚的土壤。
　　 至少在原儒时期，儒家尚未如此不近人情，孔子讲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也包含‘自己达不到的标准也就不宜强求于他人’的涵义在，子夏则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曾犯过‘责人过苛’之病，他们的祖师爷耶稣同样不会赞同他们的观点、作风。
　　 当众人无比兴奋地捉住一个‘淫妇’，满怀道德激情要用石头砸死她时，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金庸在爱财等方面的特质，在傅国涌那本传记出版之前，我也零星知道过一些，失望是难免的，却不曾太过介怀，更不影响我对金庸作品文学成就的评价。
　　 他的作品比他的为人更伟大。
　　 我看我自己，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比人金庸更加地慷慨大方、重义轻利、纯洁无瑕。自审没有资格妄加指摘批评。
　　 张爱玲‘因为了解，所以慈悲’的说法，我向来喜欢，用在这里却并不妥当——识者当知我绝无居高临下、俯视人寰的心态与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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