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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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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的底色。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钟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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