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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梦》,是江南性情文化传统之大成(3)

www.taihainet.com 来源: 文汇报 詹丹 用手持设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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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由《红楼梦》集大成

  东晋一朝和明清两代,江南文化颇具特色,给《红楼梦》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十七回写探春发帖倡议在大观园办诗社,其中有这样几句: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只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

  这里引用前朝四个典故,如惠远组织莲社、谢安东山雅会,王猷之雪夜访戴,杜甫迎客扫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个均出自东晋,一个发生在东晋的庐山,两个则发生在东晋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所以在探春发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观园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竞争的一种标杆。

  当然,从女性角度说,东晋时期江南谢道韫少儿时代咏絮显露的才情也自然会影响红楼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不但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直接用“堪怜咏絮才”来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写诗,宝玉反应迟钝,还是林黛玉帮宝玉代写了一首《杏帘在望》,得到元妃赞赏,也让人想起谢道韫在发现小叔子王献之与客人议论时理屈词穷,就隔着帷幕代王献之重新论辩,终于扭转局势,所谓“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后来,林黛玉与史湘云联句时的那种自信,林黛玉和薛宝钗同咏柳絮词的夺人眼球,似乎把围绕着的谢道韫女性才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体论,明清时代的诗社,特别是女性诗社的出现,是不同于晋代的一个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间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园诗社”和乾隆年间苏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给《红楼梦》描写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现实依托,并反过来激励启发了后续的江南女性创作,大大挑战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就个人言,《红楼梦》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如第五回写秦可卿的卧室挂着唐伯虎的绘画,薛宝琴在雪地里从妙玉处捧回红梅,老祖宗特别指出,这有仇英画中意境的效果,等等。

  特别是苏州才子唐寅,在小说中,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对小说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言行刻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实还在小说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已经把唐寅等划归为秉承正邪二气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之类,跟红楼里的人物,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了。

  比如,不少学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与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举动。此外,薛蟠把唐寅在画上的落款,误认作“庚黄”,固然说明了薛蟠的不学无术,毫无艺术修养,但更主要的是,恰恰因为唐寅在当时大众生活中家喻户晓,其落款几乎不需要仔细辨认,薛蟠居然出错,以此作为对薛蟠的讽刺,也就更有力量,而联想到他娶风雅的苏州女子香菱为妾却不知苏州才子唐寅为何人,其对苏州地域文化如此之陌生,才是更让人感叹的。

  当然,强调个人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晚明的吴中才子冯梦龙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冯梦龙具有鲜明的“情本”意识。他把古今有关情感的故事收集起来编为《情史》一书,还自号“情痴”,希望死后能做一个“多情欢喜如来佛”。其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仅从曹雪芹的“大旨谈情”角度,概括三点:

  首先,冯梦龙将“情”提到哲学的高度,原是为了与理学家的“理”抗衡。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情”的观念,也超越了男女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把“情”作为人与自然万物对话的共同语言,这个观念也许受到了冯梦龙的影响。此外,《醒世恒言》卷四有《灌园叟晚逢仙女》一篇,其主人公秋先对自然物的态度、他的大段议论、他的举动,如葬花、浴花,与贾宝玉的一些言行有着惊人的相似处。

  其次,就狭义地来看“情”,冯梦龙提出“赋情弥深、畜憾弥广”的看法,其感伤的情绪,在《红楼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此外,据脂批透露的信息,《红楼梦》原稿结尾给贾宝玉及大观园女性人物列出的一个情榜,其分类,也极有可能受了《情史》分类的启发。

  最后,冯梦龙曾把人的“情感”是否饱满,视作是检验人的生命力的一个标志,这对曹雪芹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红楼梦》在写到女性的爱情悲剧,往往是跟这一群体的生命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一种由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在明代得到大大发挥,并在清代《红楼梦》中体现出集大成的意义。(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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