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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的《它》:这本恐怖小说其实是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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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美国小说家、普利策奖得主朱诺·迪亚斯(Junot Diaz)访问上海。我作为他的短篇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的译者,陪他参加了几场活动。在思南公馆的那次座谈会上,他谈到自己的创作历程,讲了个小故事,大意如下:“我能成为作家,要感谢我的一位前女友。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写作,鼓吹少数族裔的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反抗社会不公。但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没人看。这位前女友对我说:你写得太差啦,净是政治口号,你应当写写恋爱、劈腿、分手之类的狗血故事,那样的东西大家才喜欢看。”

朱诺·迪亚斯:《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迪亚斯的作品就是这样:表面上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人的爱与爱的丧失,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同时也是高水准的艺术。这样“伪装”成爱情故事(比如“你就这样失去了她”简直像是言情网文的题目)的政治表达,的确比赤裸裸地喊“种族平等!”“反对社会不公!”的横幅口号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斯蒂芬·金的恐怖/惊悚/奇幻/悬疑小说《它》也是这样。这部书已经问世多年,拍过电影,2017年还要翻拍一部新电影。它已经是美国(大众)文学的经典,对它的解读也汗牛充栋,比如从心理学、童年等角度来阐释。我的路数可能比较奇怪,我还是愿意把它当成一部狄更斯式的社会批判小说来理解。而且和迪亚斯的作品一样,《它》是相当高明的经过“伪装”的社会批判小说。

按照我的理解,金其实在本书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宗旨/文学纲领:社会批判小说应当是什么样的。二、他成功地践行了这个宗旨,成果就是本书,或者可以说他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范文。

“六通电话”那一章里写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威廉·邓布洛春风得意的生活:他是名利双收的畅销书作家,娶了美丽的大明星。也交待了他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不是像迪亚斯那样听从前女友的谆谆教导,而是因为在大学写作课上受到的刺激。和金一样,邓布洛是个恐怖小说作家。我们是否能视他为金的传声筒、代言人?我们也许会觉得,那个在大学写作课上备受打击的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身上有金自己的影子?

斯蒂芬·金:《它》

我觉得整部小说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一百十二到一百十四页(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2017年,穆卓芸译),也就是邓布洛的大学写作课。邓布洛在1957年是十一岁,那么他上大学时刚好赶上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不足为奇的是,在一般来讲倾向左翼的大学校园,他的写作课充满“政治正确”的气氛,稚气未脱、抱有理想主义(或者说中二病)的大学生高声疾呼,声讨资本主义、战争、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

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很崇拜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但又觉得欧茨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长大,因此“文字辐射量”很高。她说欧茨写不出纯净的作品,但她做得到。还有一个又矮又肥的研究生,讲话总像在喃喃自语,不晓得是不能还是不想好好说话。那家伙写过一个剧本,里面有十二个角色,每个人的台词只有一个字,观众看到最后才会发现那十二个字连起来是“战争是沙猪军火贩子的工具”。 

通过金略带(善意)的挖苦笔调,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大学生的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充其量不过是迪亚斯说的“喊口号”而已。而且他们在安全的大学校园之外,除了“喊口号”,还做过什么努力去改变社会?我们不知道。

而且那种政治化,有时到了滑稽的地步。“抽大麻,随身挂着和平标志”但没有发表过像样作品的老师给邓布洛一篇科幻小说的评语居然是:“异形反击象征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而我特别喜欢‘针鼻’宇宙飞船影射社会性别意识入侵的桥段。”“一位脸色发黄的女同学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一头牛在荒原(可能是核战后,也可能不是)审视一台废弃引擎。全班讨论了整整七十分钟,那个女同学夹着云斯顿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不时挤一挤太阳穴的青春痘,一边坚持她的短文是模仿奥威尔早期的风格写的,目的在于描述社会政治现状。”

斯蒂芬·金

金借助邓布洛之口,也借助这种生动风趣的讽刺漫画脸谱,对这种象牙塔的、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作了反思。文学难道就是喊政治口号吗?“小说为什么一定要和社会有关?政治……文化……历史,这些元素不是只要把故事说好就自然会呈现吗?……难道就不能让故事只是故事吗?”

这句话可以说就是金的写作宗旨。如果把文学当成政治宣传工具,那实在是对文学的侮辱和贬低。而在金的故事里,“政治……文化……历史”这些元素的确是“把故事说好就自然会呈现”的。金足够高明,不会去面红耳赤地直接斥责社会问题,而是用一个精彩的故事把他的主题包裹起来。他没有直接抨击邪恶,而是写了个超自然的恐怖故事,不是因为他不想抨击邪恶,恰恰是因为他太想了。

他笔下的德里镇,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黑暗面的代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小罪和巨恶,如学校霸凌,对生理缺陷(口吃、肥胖、近视)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家庭暴力(父亲殴打孩子、丈夫殴打妻子),种族歧视(对黑人、犹太人的敌视乃至暴力攻击),私刑(类似于3K党的白人至上组织纵火烧死黑人,市民私刑处死逃犯),对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暴力攻击,道貌岸然的富人为富不仁,林林总总,以及最最可怕的是,普通人对罪恶视而不见,乃至纵容和姑息罪恶。与凡人造的孽相比,来自宇宙洪荒的超自然邪恶力量“它”相形见绌。无论“它”化身为小丑、狼人、僵尸还是蜘蛛,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恐怖的,是人类漫不经心、坦然镇静地对自己的同胞犯下的罪恶。所以,“它”可以说是人性恶的象征。那么,悲观地讲,“它”是不会死的。

在七个小伙伴结队打怪兽的惊悚故事表象之下,金实际上在声讨人类社会自己的恶。要看清这恶,不需要搜寻什么超自然力量,这恶就在我们身边。金的声讨,不是哈罗德·布鲁姆所云的推崇政治正确、忽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象牙塔文学批评“怨恨学派”的空喊口号,而是巧妙地借助了一个本身扣人心弦的故事。这是社会批评文学的很高境界。这部恐怖小说貌似“缺乏政治觉悟”,但实际上比近几十年来批评界钟爱的那种政治正确小说要政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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