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狼图腾》封面)

　　姜戎先生在其作品《狼图腾》出版4年、热销4年、争议4年之后，再度呼唤“还‘狼性’一个公道评价”。对于批评“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一向低调的姜戎表达了不可遏制的愤怒，他甚至表示，顾彬乱扣法西斯主义帽子的行为，如果放在德国法制体系里，完全是一种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本人保留向德国法院起诉的权利”。（4月3日《南方周末》）
　　
　　由文学批评而上升到“侵犯名誉”，事情有些热闹。我们固然可以从姜戎的表达中，感受到其对于狼、狼性一以贯之的高度推崇和坚决捍卫。只是，有时候这种推崇和捍卫过头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固执的坚持。坚持什么？坚持自己观点的真理性，坚持认为别人的批评是别有用心的，坚持以自己所批评的方式表达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愤怒。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不免让我们感到遗憾。
　　
　　文学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不只可以批评，而且，越是激烈的、不阿附的批评，越能够补益作家的认知盲区、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汉学家顾彬从《狼图腾》中读出“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并没有逾越文学批评的范畴，姜戎大可不必过于恼怒，甚至“政治化”地认为顾彬在鼓吹“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的杀戮，进而与上个世纪德国在二战中的残暴表现以及中国人的百年屈辱发生联想。
　　
　　草原狼身上有没有姜戎深恶痛绝的“法西斯主义”元素？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生物界的物竞天择已经是一个常识，贴不贴标签都不能改变。同理，与狼置身于同一个生态系统的游牧民族受到这些常识的浸染和影响，更多表现出以保全和延续生命为指向的攻击性，也无可厚非。在这个系统里边，人和狼因为对等而平等，因为对峙而互相学习，到了人、乃至整个游牧民族，自然会濡染上强健的狼性。
　　
　　《狼图腾》以50万芜杂而丰饶的文字，展示出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迥异的世界。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存在和狼的存在对立而对等，二者互为参照、互为榜样，互相验证着对方的存在。不是刻意地把人降低到普通动物的地位，而是把狼，这种我们平时视为寇仇的动物提升到一种精神的存在。所谓“狼图腾”，正是表达了作者对于“狼世界”那种积极的精神价值的顶礼膜拜和现实呼唤。
　　
　　我个人十分神往那种强健的“狼性”，但也反对将“狼性”过度阐释。姜戎说，“草原狼绝对是不可驯的”，“绝大多数都是战死的”；他接着说，它们“无论食与杀，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这里的第一个判断应该是真实的，长久以来，草原狼既让牧民心生寒意，却也让人尊敬；第二个判断则明显带有演绎、升华成分，成为个人情怀、主观意志的过度表达了。
　　
　　两个判断之间的“断裂”，也正是姜戎“狼图腾”观念不断遭到质疑的接点。我们可以对残暴但机敏、野性但智慧、凶狠但强健的草原狼表示敬意，但我们不能跳跃性的把诸如自由、独立乃至尊严这样的字眼随意延伸，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可以歌颂草原民族在长期与狼的对峙中融会贯通的“狼性”战斗精神，但我们不能以此乱选对立面，认定农耕民族就人性绵软如羊、生命力孱弱、精神资源匮乏。
　　
　　姜戎一再强调，汉民族缺少游牧精神这一课，认为“现在这些书把孩子们都弄成羊不羊、鼠不鼠的。还有咱们的足球，整个就是一群羊，让一群狼在那儿围剿。”实际上，这种声音由来已久，几乎伴随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全部历史，挨打受辱的悲惨历史内化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姜戎的概然性判断不同的事实是，一代代志士仁人，并不乏“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上下求索。
　　
　　风气所及，像秋瑾那样的女子一点都不输于男子，而呈现出剑气凌云的勃勃英气，所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白刃可蹈，自由不可戕”，“所欠故人唯一死，头颅堕地作雷鸣”……作家伍立杨先生新作《读史的侧翼》，对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血性中国人前赴后继的暗杀行为做了精心的打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民族不是缺少狼性，铁血黄花也不独是草原民族游牧精神的专属。
　　
　　当然，以《狼图腾》为代表的狼性文化，某种程度上确实应和了发展中的大国国民的心理期待，期待一个强悍的、刚毅的、无畏的、进取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期待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精神洗礼一下有些繁缛的精致的纤弱的内敛的当代文明，期待以现实的强盛映照曾经张扬到极致的历史图景。我们尊重这种期待，但我们必须明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狼性”只是我们精神资源的一脉而已。
　　
　　我们呼唤的应该是健康的人性，这中间，当然涵盖生机勃勃的、强悍的、百折不挠的、机智甚至有些狡黠的“狼性”，无论如何，强健的生命力都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价值。但“健康的人性”似乎还应该涵盖其它诸如相互尊重、倡导文教、敬业乐群、慎终追远……等等价值，甚至，那个饱受诟病的“温柔敦厚”，一样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文明价值。应该是多元一体，而不是拘执于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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