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

取得实效 古然作

    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

    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它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

    ■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

    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

    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杨树标/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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