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酒肆关系密不可分

     翻开《水浒传》，一整部书中，从头至尾，酒肆无处不见。无论是“武松打虎”还是“‘快活林’怒打蒋门神”以及“孙二娘十字坡开黑店”等等，可谓“无酒不成书”。酒肆，是古代对酒店、酒馆、酒楼的正称，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事物，酒店业到了宋朝，已经形成规模。　　

　　据《宋史》记载，由于经济的发展，酒的销路扩大，因此官办的造酒务在各地兴建起来，遍布全国。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多个城市（包括州、府、军、监）辖区中，设有榷酒务1800多个。榷酒务实际上是官办的造酒作坊。由此可知当时全国的酒店当不少于1800多个，这还不包括三京的民营酒店。《水浒传》其中写到的酒肆颇多，详细描写州府一级的酒店有大名府的翠云楼、江州的浔阳楼，其规模都是相当大的。

     宋朝的酒制度分官营与民营取税两种。在农村，农民也得饮酒，这就有所谓的“村醪酒店”。村醪酒店当属于民营取税的一种。有时候这种税已取自农业税的附加，农民可以自产自销，因此这种酒店密度也相当大。据《水浒传》第29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记载，在武松去快活林的路上一共十四五里，卖酒的人家有十二三家，几乎一里地就有一个酒店，可见农村中酒店的密布。宋时的乡村酒店其密度是很大的。这种酒店或傍村或傍路，尤以傍路为主。这完全是为了招揽顾客的商业需要，一般在傍路的紧要去处往往设店，比如景阳岗就是一例。
　　
　　傍路的酒店完全是供应行旅之人的需要，所以这就产生了它的第二个特色，即是既卖酒，也卖食物，同时供行旅之人的寄宿。这也是它与城市酒店迥然不同的地方。汴京和临安各色酒店的门类是向多极化发展，而农村酒店则永远是综合性的。
　　
　　傍路的酒店有的邻村，有的不邻村，不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且有些地方别无人家，这就产生了所谓劫财害命的“黑店”。《水浒传》中除了写孙二娘在十字坡开的黑店之外，所写的黑店也不在少数。这当然是乡村酒店的个别。另外从《水浒传》的角度讲，有为情节服务的需要，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

      宋代的酒店品类很多，有官营的、民营的，大的、中小等的，城市的、乡村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酒店的标识。酒店的标识之一是酒帘，或又称酒旗。以前多认为酒旗不过是一块青布或白布，上书斗大一个“酒”字，用竹竿高挑在门前。其实酒旗远不止此。《水浒传》中的浔阳楼，高挑的是一面“浔阳江正库”的大旗，同时朱红的华表上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即使是快活林这样的三等酒店，大旗上高挑的也是“河阳风月”，还有一副酒联，大书在销金旗上，为“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颇有一些豪气。景阳岗不过是一个山村路边小酒店，它的酒旗上高挑的是“三碗不过岗”的大字，宣传它的酒力强劲。
　　
　　除了酒旗之外，宋代汴京和临安酒店的装饰，也有一些共同的讲究。《都城纪胜》中说：“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绯绿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谷。”《梦粱录》中也有大体如上的记载。这说明门设红杈子和红栀子灯，是宋朝京城酒店的共同特点。有趣的是，有些乡村酒店为了标明记认，高悬一个草帚儿。《水浒传》第4回写鲁智深下山醉酒的那小酒店是：“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了，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里看时，却是个傍村小酒店。”
　　
　　宋朝的榷酤制度主要是官酿而禁民私酿。但在京城（开始是汴京和南京商丘，后再扩大到西京洛阳，北京大名）许民购官曲自酿。这样在京城就形成了官营与民营共存的局面。
　　
　　官营酒店一般以经营酒水为主，大多不经营其它食物。在“设法卖酒”的掩盖下，官营酒店拥有一批侑酒的官妓，用《梦粱录》作者吴自牧的话说是：“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后来许多民营酒店也纷纷效学。民营酒店则与此相反。它们除经营酒水外，一般也经营食品，如各色的茶饭店、包子酒店等。它们的建筑和陈设虽也有日趋奢华的倾向，但比较开放，钱多钱少都可入内消费。如分茶酒店，简直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场所。
　　
　　可是到了南宋的临安，酒馆与餐馆的界线就逐渐模糊了起来。所谓“茶饭店”，从名字上看简直看不出它们与酒有什么瓜葛，而实际上它们是“兼卖食次下酒也”。最能代表酒馆向餐馆转化的是分茶酒肆。《梦粱录》说：“凡分茶酒肆，卖下酒食品，厨子谓之量酒博士。”这里分明说的是卖下酒食品，可见是酒肆无疑。　　
　　
　　由于官营酒店在设法买酒的旗帜下大量雇用妓女侑酒，民间酒楼纷纷效学。《都城纪胜》说：“大酒店娼妓只是伴坐而已。”也许说的就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卖艺不卖身。但既为娼妓，卖身与卖艺的界线是否那么清浊分明就很难说了。《都城纪胜》中还记有一种娼妓酒店，叫做“奄酒店”，说它“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是伴坐酒妓的发展。在宋代，这种酒店可以公开在门首的红栀子灯上加盖箬笠以为记认，简直是堂而煌之的做广告。

    潘金莲只是绰号寓意奢侈放荡

李逵叫黑旋风就是因为他长得黑，像大炮

    诨号又名外号、绰号、诨名，是外人根据本人特征取的别名，它是别人强加的，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的绰号还专找你不愿意听的来。诨号的“诨”，意思就是戏谑，开玩笑。诨号最能抓住人的特征，恢谐、幽默，或褒或贬，一语破的，观点鲜明，便于记忆，富有创造性，其影响之深广，经常超出名与字。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一个简括的诨号，比用头号字印成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还要不容易忘记。”比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以绰号扬名的人物。

　　《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个个绰号响亮，可以说看《水浒》很大程度是看绰号。及时雨、一丈青、小李广、智多星、拼命三郎……个个精神，个个有味道。但有几个便很难懂了。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个叫“及时雨”，这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叫“呼保义”，这个“呼保义”就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了，保义本是宋代最低一级武官，后来逐渐变成了人人可用的自谦之词。“呼保义”是个动宾结构，宋江以“自呼保义”而表示谦虚，意思是说，自己是最低等的人，后来竟成了绰号。

　　“混江龙”李俊，“混江龙”本是一种治河清沙的工具，宋代为清理黄河泥沙，发明了一种巨大的铁耙，搅动水底泥沙，使沙顺水流走。这种铁耙叫“辊江龙”，也叫“混江龙”。李俊以“混江龙”为绰号，有翻动江河之意。

　　“黑旋风”李逵，这“旋风”其实是一种火炮。古称大炮为旋风，李逵面似黑铁，性情火爆，恰如大炮，绰号名副其实，有如今人绰号“大炮”。

　　张横绰号“船火儿”。宋代除了舵手，其余的船工全都叫船火儿，“船火儿”又作“船伙儿”，就是船上的伙计，这本是一种职业，演变成了绰号。

    邓飞两眼赤红，江湖人称“火眼狻猊”，狻猊就是狮子。

　　朱贵绰号“旱地忽律”，忽律就是现在说的鳄鱼。

　　不守戒律，搞女人的和尚称为“花和尚”，可鲁智深是从来不近女色的，称他“花和尚”只因有一身漂亮的纹身。

　　宣赞绰号“丑郡马”。皇亲、宗室女儿的丈夫叫郡马，不是帅哥当不上郡马，可这个郡马却是个丑家伙，极有讽刺意味。

　　《水浒》里有三个带“病”的绰号：病关索杨雄、病尉迟孙立、病大虫薛永。这是三条好汉，没有一个有病的。这“病”并非疾病的“病”，而是古汉语的使动用法，“使……病”，意思是让谁发愁、畏惧，有超过、赛过的意思。传说关索是关羽的三儿子，武功极为了得。“病关索”就是关索看了都犯愁。尉迟是唐朝开国猛将尉迟恭，病尉迟意思是：超过尉迟恭；“大虫”就是老虎，病大虫的意思是比老虎还厉害。

　　浪子燕青的“浪子”很好理解，这人英俊洒脱，又风流倜傥，称浪子并不为过。可他又叫“小乙”，这“小乙”可就让人划魂儿了。古称燕子为乙鸟，燕青姓燕，且又身手敏捷轻灵如飞，故称小乙。

　　“潘金莲”也是绰号，并不是姓潘名金莲。《水浒》第二十四回上说得清楚：“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她到底姓什么名什么全没说，“潘金莲”这个小名，实际是绰号。南北朝齐朝有个昏君，称东昏侯肖宝卷，东昏侯十分宠爱潘妃，为了讨潘妃一个开心，就用金条在宫中地上嵌出莲花图案，让潘妃在上面走。潘妃走在金莲上分外高兴。从此潘妃称潘金莲。后来就称放荡、奢侈的女人为“潘金莲”。

　　梁山好汉用诨号，主要是想威慑敌方。不光是梁山好汉，古代英雄初次相见，先报出“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另一个也报上“江湖人称催命鬼”。一听就让人胆颤。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首领，在起事时，都使用绰号。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如混天王、过天星、蝎子块、九条龙、钻天哨、开山斧，都是用诨号号召起义的。除了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他们的真实姓名至今无法考证。李自成接过高迎祥的大旗，绰号却不改，自己也叫闯王。以后，占山为王的认识到绰号的作用，不等别人，自己取来，自报山号，什么占三省，什么钻山豹，什么座山雕，什么郑三炮。至此，绰号变成了山号，从绰号中分离了出来，山号是占山为王者的专用品。（文/ 张港 摘自《说名道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