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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龚古尔奖花落80后女作家蕾拉 作品关注爱与阶级

www.taihainet.com 2016-11-10 11:08 来源: 凤凰文化

凤凰文化讯(肃慎猫/编译 冯婧/报道) 自10月中旬的诺奖颁给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开始,全世界进入了文学奖时间。10月25日晚,定居纽约的美国黑人作家保罗·比第(Paul Beatty) 凭借《出卖》(The Sellout)一书获得2016年英国布克奖;巴黎时间11月3日,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ila Slimani)的作品《甜蜜的歌》(Chanson douce)获得今年的龚古尔奖。三个奖项的理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诺奖颁发给作家本人,对于作品的题材也没有限制,近年来愈来愈向“终身成就奖”与“类型文学奖”靠拢,而布克奖与龚古尔奖则颁发给作品,其中布克奖只针对英文作品,龚古尔奖只针对法语作品,并且必须是在当年出版。

 

蕾拉·斯利马尼

《甜蜜的歌》为摩洛哥美女作家蕾拉的第二本书,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蕾拉是112年以来,第12位获得龚古尔奖的女性作家,龚古尔奖此次颁给80后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鼓舞。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献给我那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的父亲,献给我那今早刚刚从摩洛哥坐飞机赶过来的母亲,因为她今天凌晨四点钟有一种预感(我会获奖),而我的母亲总是很相信她的预感,所以她来了巴黎,她才刚刚到这儿半个小时,结果就是这样(我获奖了)。我的父母教会了我热爱文学写作,热爱自由,他们总是对我说我一定能行。其实我对这个(《甜蜜的歌》)题材一直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很多政治正确的话,比如‘这很好啊,当然啦,女性应该去工作’之类的。可是实际上,除了这些漂亮话之外,这个社会并没有为女性准备什么,所以到了最后,问题却落回到了女性自己身上,我们问她们‘你想工作吗?’结果就是:‘你想工作…那自己想办法啊…’。”

——蕾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2016年龚古尔奖获得者,获奖感言

蕾拉·斯利马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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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蕾拉·斯利马尼,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记者

“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很有才华,所以颁奖给她完全彻底地贯彻了龚古尔奖的精神……《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一间中产阶级的公寓之中、关于如何占有孩子们的爱的、充满阶级矛盾的故事。”

——贝尔纳·皮翁(Bernard Pivot),龚古尔学会负责人

蕾拉·斯利马尼出生于摩洛哥的一个富裕家庭,具有摩洛哥和法国的双重国籍,斯利马尼说,她的家庭就好像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温室,与摩洛哥社会的其他部分相比有些边缘化”。蕾拉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早年在法国学习,1970年代回到祖国成为国务秘书,随后出任一家银行的领导人,直到一桩金融丑闻被披露,他黯然下台。蕾拉的母亲有一半阿尔萨斯血统一半阿尔及利亚血统,她是摩洛哥最早的一批女性医生之一。蕾拉在摩洛哥读完了高中,因为她的父母在家说法语,所以她的阿拉伯语说的并不太好,蕾拉的父母思想比较“进步”:“我的父母总是对我和我的姐妹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

然而,在摩洛哥,我们却没有权利和一位男性一起散个步什么的。这很奇怪吧。”所以,随着蕾拉逐渐长大,她发现在摩洛哥的生活并不愉快:“在这个国度,女性不得不生活在永久的谎言之下……我不想因为自己在街上穿了一条裙子而感到害怕,也不想因为单独乘坐出租车或者在斋月里抽了一根烟而感到恐慌。”

因此,17岁那年,蕾拉离开了摩洛哥,来到巴黎读预科,那个时候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那段时间很艰难。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孤独。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可能好几周都不和人说话,除了在课堂上。巴黎人习惯在傍晚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各回各家,各吃各饭。这在摩洛哥是不可想象的,在摩洛哥,我们会邀请那些独身的人们来家里吃饭。回想起来,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简直是遥遥无止境,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交上了朋友。”

后来,蕾拉又考虑自己要不要拍电影,当时她和一位摩洛哥裔女性电影人合作,并且去上了电影学的课,随后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演戏的天赋。之后她进入了商学院,并得到了一个在报社实习的机会,最后她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随后加入媒体《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她发现记者这个行业既艰苦又耗时:“我总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这是一份让你不能够好好老去的工作。”

蕾拉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2011年蕾拉做了妈妈,2012年,她从《青年非洲》辞职,专职写作,偶尔也为其他报社撰稿:“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一直会有讥讽的嘲笑声,他们会说:她老公很会赚钱,足够养家,她辞职说是要当作家,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掩盖自己被老公养的事实罢了。”

但最后,蕾拉还是成功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甜蜜的歌》在2016年8月刚刚问世,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并在同年11月拿下了龚古尔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蕾拉的人生是值得羡慕的:父母开明,原生家庭条件优渥,婚姻家庭生活完满幸福,写作才华有如天赋……蕾拉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也正因为“衣食无忧”,蕾拉才能够将注意力放在探索女性的精神世界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位置之上,从这一角度来说,她从未放弃以自己的笔墨书写属于她的社会责任感。

《甜蜜的歌》写了什么?

“这个故事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因为我自己在孩提时代也有过保姆。那时候我大概才七八岁,但是我对于保姆们在家庭中的奇怪‘位置’已经很敏感了。她们都是女性,孩子们爱她们,像是妈妈,也像是陌生人。我总是会因为她们艰难的处境而感到难过,有的时候她们甚至会经历一些屈辱……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新型的保姆’,我觉得她们可以成为非常浪漫的小说人物。”

——蕾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2016年龚古尔奖获得者,获奖感言

 

左:蕾拉·斯利马尼第一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右:第二部小说《甜蜜的歌》

蕾拉的“作家”经历看上去还很短暂,《甜蜜的歌》也不过是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而已。

她的第一步小说《食人魔的花园》的灵感产生于2011年,那时她刚刚做了妈妈,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在家里看电视,时值“DSK事件”爆发——DSK是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名字的缩写,2011年5月他涉嫌在纽约市的一家饭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务生,之后企图逃回法国,在机场被捕,美国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监禁、强暴未遂等罪名起诉。同年7月,事件出现逆转,检查方发现该女服务生在性侵犯指控和个人经历的细节上一再说谎,除了服务员的身份之外,她还是一名暗娼,在“被性侵” 之后,还从容地整理了两间套房, “性侵案” 发生28小时候,她告诉她在监狱里的男友说: “别担心,这家伙很有钱,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受到这个案件的启发,蕾拉决定写一个关于女性“性错乱”的故事。她写了几章然后寄给她之前在写作培训班上认识的一位编辑,编辑建议她“不要关心你的人物在想什么,要关心她们做了什么。”2014年,蕾拉的首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终于出版了。这个故事非常的大胆狂野,主人公是一位女性记者,慵懒,求偶狂,“讨厌必须工作这样的想法”。小说内容真真假假,混合了虚构与自传的成分:“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没想到它能出版。当我知道它要出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的同事们会怎么看这个故事。这很复杂,毕竟我写了报社内部的性关系。”最终,小说在《青年非洲》内部得到了广泛的传阅,蕾拉的一位同事说:“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当然并不是恶意的那种,只是因为我们好像发现了蕾拉不为人知的隐藏人生一样。蕾拉的主编说,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这本书展现的阴暗面,没想到它展现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绝望感。”

蕾拉称自己为“兴趣广泛的阅读者”,有一天她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杀死了她看护的孩子,而且从未解释她为何要这样做。于是蕾拉把这个故事搬到了巴黎——这就是《甜蜜的歌》的由来。在书中她描写了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与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展现了晦暗不明的、人性的疯狂,还在书中插入了她自己的儿时回忆:“我从小在摩洛哥长大,在那个国度还存在住家保姆这样的职业,也有那些在你家里工作和居住的人们。这种关系有时候让人觉得很亲密,有时候又让人觉得很陌生,我经常思考这种落差。我经常能够看见那些令人伤心的情景。我想要探索这片可以被称为‘羞辱’的土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是一种为谋杀开脱的借口——我觉得不是。”蕾拉的文笔犀利尖刻,《甜蜜的歌》成功地塑造了一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夫妇和一位神秘有魅力的保姆形象,蕾拉用冷漠的笔触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教育,金钱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或者文化层面上的偏见,翻开这本书,一股冷峻黑暗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这是典型的蕾拉风格。

在蕾拉小得时候,她的父亲总是给她读《一千零一夜》,因此她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被人们好好理解的书,我们总是反复地阅读故事本身,却掩盖了其他。但是其实总是会有新的寓言等待我们去发掘,在新的时代背景,或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阅读心情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老的故事有着新的内涵”。在蕾拉的写作生涯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契诃夫,因为他“热爱笔下的人物”,“从不对笔下的人物点评判断”;蕾拉喜爱的作家还有茨威格,她20多岁的时候,曾经在东欧,沿着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了一条向茨威格致敬的“朝圣之路”;米兰·昆德拉也是蕾拉钟爱的作家,她在自己的首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中引用了昆德拉的小说。

文学奖,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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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拉·斯利马尼在龚古尔奖颁奖宴会上接受采访

蕾拉·斯利马尼是第12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女性,在过去的20年里,也只有4位女性作家获得过此殊荣,蕾拉的前任是2014年获奖的女性作家莉迪·萨瓦耶(Lydie Salvayre),她来自于一个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逃亡到法国南部的家庭,获奖作品名为《不要哭》,讲述了一位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女性回忆过往的故事。萨瓦耶出生于1948年。龚古尔奖此次颁奖给80后女性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

同时,我们不得不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其他知名的文学奖项,巧合的是,这三个奖项都在秋季开奖,只是理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作家本人,对于作品的题材也没有限制,因此导致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愈来愈向“终身成就奖”靠拢,而布克奖与龚古尔奖则颁发给作品,其中布克奖只针对英文作品,龚古尔奖只针对法语作品,并且必须是在当年出版——语言所限,大部分中文写作的作家就被无情的关在了门外,另外一个惨淡的现实是:就国际影响力来说,无论是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附:龚古尔奖是什么?

龚古尔奖(Prix Goncourt)是法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也最权威的文学奖项,1892年起根据法国文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遗嘱开设,1902年,龚古尔学会(Académie Goncourt)成立,1903年,龚古尔奖开始评选,1904年,龚古尔奖首次颁奖,花落时年41岁的法国作家里欧·弗拉皮埃(Léon Frapié)怀中,他的小说《幼稚园》也成为首届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幼稚园》以第一人称口吻撰写,主人公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年轻女性,无忧无虑的长大,并受到了当时最高等级的教育——大学毕业,而变故突然之间降临这个家庭,一连串厄运让这个家庭几乎分崩离析:家庭的财产失踪,父亲去世,与未婚夫的婚约解除……接纳她的叔叔对她并不好,所以她不得不自食其力出去工作,可是因为她的受教育程度太高了(大学毕业),所以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学历去幼稚园应聘,成为一名幼儿教员……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一百多年以后的2016年,龚古尔奖又一次的颁给了书写女性工作状况的作品《甜蜜的歌》,而这本书的主人公的职业(保姆)也与《幼稚园》的主人公(幼儿教员)有着相似之处。

 

2016年度龚古尔奖颁奖现场

经过多年的演变,龚古尔奖每年的颁奖日期固定在11月,但是一百多年以来,龚古尔奖的评选范围却没有变化:“当年出版的,最诗情画意的、最饱含想象力的作品”,出于这一原则,历年来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几乎都是小说。所以除了龚古尔奖之外,龚古尔学会又逐渐设立了其他奖项,包括:龚古尔诗歌奖,龚古尔新人奖,龚古尔中篇小说奖,龚古尔传记奖——这些奖项每年9月颁发。

提到龚古尔奖,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与其如影随形的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该文学奖起始于1926年,由十位记者兼文学批评家于1926年等待龚古尔文学奖评选结果时酝酿产生,主旨在于弥补龚古尔奖的评判贻误,以法国第一位记者泰奥弗拉斯·勒诺多的名字命名,勒诺多文学奖实际上相当于龚古尔奖的“补充奖”,此后每一年,勒诺多文学奖都会与龚古尔文学奖同一天颁奖,2016年的勒诺多文学奖颁同样颁给了一名女性作家的作品,57岁的雅思米亚·勒扎(Yasmina Reza)所著小说《巴比伦》(Babylone),勒扎是法国小说家、编剧,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俄罗斯与伊朗混血,母亲是在苏维埃侵匈时期逃离匈牙利的小提琴手,《巴比伦》讲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伊丽莎白,想要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组织一个小型的春日聚会,邀请朋友和邻居们来庆祝,然而却引发了一场凶残血腥的谋杀案的故事。小说题目《巴比伦》来自《赞美诗137(136)》:“在巴比伦河的岸边我们坐下来,我们哭泣,然后我们想起了故乡”。

一百多年以来,龚古尔奖的评选一直存在争议,包括龚古尔学会的委员会从来没有过女性成员、包括1919年颁奖给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包括近年来龚古尔奖被指责沦为出版商牟利的工具等等。2008年,龚古尔奖评委会做出了一些改革,以回应各方的批评和争议,他们一直决定,龚古尔奖评委会成员不能兼任出版社的任何职务,如果龚古尔奖评委会成员在年内不出席评奖则必须立即辞职,新的评委会成员最高年龄不得超过80岁(不追溯)等。当然,尽管备受争议,尽管奖金只有10欧元,龚古尔奖依然是法国最重要也最有活力的文学奖项,因为它的评奖原则是“鼓励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秉持这一理念,龚古尔奖推出了众多年轻有为、大胆犀利的先锋作家,也使得龚古尔奖本身变得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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