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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刘小枫可以崇拜毛泽东 但不能忽悠人

邓晓芒:刘小枫可以崇拜毛泽东 但不能忽悠人

www.taihainet.com 来源: 新京报 叶鹏 用手持设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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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导,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2009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袁训会

观点提要

1、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

2、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

3、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很多很有名的而且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悲壮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都不是很成熟,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思想--叛逆思想这个层次上。

4、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当务之急应当是把启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价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写到自己的文章中,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让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超出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局限。

5、不能说中国文化不是好东西,但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也就是普世价值得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也才能进一步发展。

6、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督教的维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往前走。基督教的有利条件在于,上帝代表绝对正义,于是他们对于正义这个价值就有一种神圣感。反之,中国人对正义是没有神圣感的。

7、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古代就有皇帝是最高导师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就是伦理规范中非常看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我们先不管天地,只消说君亲师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死穴所在。

以下是采访全文(转载时有节选)

刘小枫可以说毛泽东好 但不能忽悠人

袁训会: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国父论”,那篇文章虽然反响不小,但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还是偏学理了,您能不能再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相对浅显一些的点评。

邓晓芒:我的文章没有评刘小枫的观点,只是评了他的学理,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什么观点都可以。要崇拜毛泽东也未尝不可,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能去要求这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刘小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把道理讲清楚,不能忽悠人,而且我相信,凭刘的智商,他绝对不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认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做学问不太诚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看不过眼了。

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于是,我就花了一个星期写了那篇文章,对我来讲,花这么长时间去写一篇文章,还是比较少的,最后完成的稿子也不是很好读,至少不是那么适合大众阅读,太长了。

袁训会:因为您评述的是刘的文章,写作中势必要引用很多他的东西,这也影响了您那篇文章的可读性。

邓晓芒:对,而且还要逐一进行逻辑辨析和事实澄清,一般公众可能不太爱看,他们爱看的就是观点打架,你什么观点,他什么观点,就像看一场球赛一样,我站在哪一边,他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做些改变了。中国老百姓太过于喜欢凑热闹,而我跟刘小枫论争恰好不是凑热闹,而是要讲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老百姓也要学会听道理了。

像我前边讲的,刘小枫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他说孙中山不如毛泽东,可以说,但前提是得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光喊口号。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学者,就更不能只喊口号了,学者要做的工作是讲道理。

袁训会:应当说,这些年来,从刘小枫的一些文章里边,很多人读出了他的转向。因为,刘本人早年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启蒙者,包括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年纪大很多的人都有读他的书,这一点,在您的那篇文章中也有提及。

邓晓芒:我们都受他的惠,他早年研究基督教、研究海德格尔、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因为他外语好,当时很多东西都是他引进译介的。所以,我们当年虽然打交道不多,但是确实是朋友,我也不否认他做过的贡献。

刘小枫转向是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作怪

袁训会:有学者分析说,近些年来,他受施密特的影响太大了。

邓晓芒:受谁的影响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问题根源还在于,刘小枫骨子里那股士大夫情结太重。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离不开政治,最后都要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要想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就必须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才能上位。而且,这些士大夫最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辅佐帝王安邦治国,当帝王师,我想,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刘小枫能接受施密特吧。从学理上来讲,施密特其实是没有多少真东西的,他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作为一个纳粹法学家,他最重要的倾向是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学,进而充当政治工具。当然,在德国,这套东西多少还是有些学理的,拿到中国来一说,它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为“阶级斗争”辩护的一种学说了,进而演化成帝王之术。

袁训会: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施密特搞的那一套东西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可以用施密特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但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邓晓芒:不是一回事,但是刘小枫把它搞成了一回事,因为纳粹哲学家还是有他的学理的,不管是希特勒、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它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中国人不讲什么理论,一搞就完全是政治工具,西方人还不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曾经为纳粹服务,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是非常深的。施密特虽然被定性为纳粹哲学家,但是他肯定是有他的学理的,但是中国人把他引进来,就把那个学理全部撇开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他的政治倾向引进来为我所用。而且中国知识人历来就是如此,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其实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着很深的哲学学理,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仅仅保留了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观点。他所谓的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他自己首先就没做到信,他翻译的时候就有选择,而且有歪曲和引导。刘小枫更是免不了,中国这些五四以来甚至于以前的介绍西学的人总是想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摆脱不了这个传统情结。所以,刘小枫的转向也好,提出国父论也罢,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士大夫情结在作怪。我早就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尽管他入了基督教,也拿了神学博士,但他至多只算得上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督徒”,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徒。

袁训会:针对刘小枫的这种转向,不少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他引进并且演绎施密特的那套理论,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们将之视作一种极右理论,而在国内与之对应的还有另一股极左思潮,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对中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您又怎么评判这种观点?

邓晓芒:当然这些概念都不是很准确,但是指出的问题大体上是对的。

文革虽然是极左造成的,但是现在为文革翻案就有极右之嫌,因为这种观点主张回到文革,并不是真要搞社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那种威权统治和对最高领袖的盲从,和当年的纳粹差不多。

西方是肉吃腻了要减肥 中国则是饭都吃不饱

袁训会:在国内,与刘小枫一样,在诠释国家主义这块有着异曲同工的另一种思潮,我觉得应该是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新左派”,虽然这两者研究的旨趣和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可能有些区别,但是最后达到的现实效果是极其类似的。而且,我注意到,他们的学术作品都比较生涩,一般人很难读得懂。

邓晓芒:他们打的是都学问派这面旗帜,包括刘小枫,他的文章开口就是“你们要讲学理”,他们就是用学理这种东西来唬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给他们清理。90年代,我读汪晖的一本书,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去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刘小枫一样,汪晖的论述也是处处是漏洞,仔细辨析的话,是没什么学理可言的,思维逻辑也是不清晰的,他只不过是堆砌了很多新学术名词,用这些名词唬人,搞得他好像很有学理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是些情绪化的表达,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无奈,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个清理工作,而且汪晖的书很厚,我逐一清理,时间成本上太划不来了。

袁训会:但汪晖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邓晓芒:这是因为汪晖的学术主张同国际上近些年出现的后现代思潮比较吻合。确实,就某些西方国家而言,这些年来理性主义开暴露出某种片面性甚至弊病,于是,这些国家的部分学者对照本国国情,开始对启蒙、理性等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反思,认为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还有本质主义都过时了,当今社会需要做的是回到一种原始的混沌的不下定义的状态。汪晖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和发声,恰恰迎合了西方的这股新思潮,但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错位。现在总有那样一种声音,认为启蒙、理性这些都是西方不要了的东西,是西方丢弃掉的东西。也许某种程度上,事实确乎如此,但我要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袁训会:汪晖的受重视,是不是跟一些西方学者也有关系?

邓晓芒:在西方,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也会用中国的例子来为西方的后现代弊病作证,比如桑德尔就拼命的夸中国,说中国搞得如何如何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理性的启蒙的弊病。这显然也是搞错了。连李泽厚都不同意桑德尔的那些东西。当然也不能说他讲得完全没道理,桑德尔的理论放在西方国家的当下背景下还是有点道理的,而且他是比较先锋比较激进的,对西方现实也是有实实在在的触动的。但对中国就完全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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