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刘震云只做了一件事。

    他完成了小说《我叫刘跃进》，同名贺岁片即将播出。因为先前的《甲方乙方》、《手机》等影视作品的成功，“刘跃进”带
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是喜庆的期待。刘震云担纲此

    片的制片人和编剧，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在采访之前，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他之前的写作已经有很大的成就，而这一次，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谈思考：我不直腰，所以割麦子比别人快

    刘震云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因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者，则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响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个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刘震云解释说，这里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思考。开始写之前要想好到底写多深多长，思考两天和两个月不同，思考两个月和两年又不同；二是写作时的具体思考，细节、人物、情节、对话都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是持久思考，要对自己的创作体系有整体考虑，不能乱枪打鸟。“写完《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读者喜欢，评论家也喜欢。但是我希望改变。”“写出好作品，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也是我的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我习惯不断重新开始。我相信以后能写出好作品。

    谈创作：结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问刘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写《我叫刘跃进》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说：“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在刘震云那里，这种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体现的是我的思考与创作处于不同阶段时的状态。我一路走过来，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经过一段路又碰到300万灾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乱想的人，走到现在就碰到刘跃进，这种相遇不是乱竿打枣。这个变化在外人看突然，在我内心是必然。这是作者创作体系的问题。”

    《温故1942》的创作使刘震云第一次意识到能“结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要编一部百年灾难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了300万人，作为河南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调查这场灾难。我去问活下来的当事人，问我外祖母当年的情况，我外祖母就问：‘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还是问：‘饿死人的年头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灾难竟然瞬间转变成另一个事：遗忘。你们家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遗忘使我震撼。这种态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遇”到能够相知相交的“伴儿”。

    写完《一地鸡毛》，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写300万灾民。以刘震云的创作轨迹，写完《我叫刘跃进》，绝不会有《我叫李跃进》。“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对读者重要，对我也重要。”

    谈学习：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

    和刘震云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善于琢磨、善于领悟，更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作家。他真诚地说：“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懂，我对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装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边好多朋友说的道理我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是因为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两人行就有我师。发现别人一百条缺点，于你无补，发现优点才有好处。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营养补充。”所以，只要有时间，他不拒绝和任何人一块儿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失意青年；在《我叫刘跃进》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还有一个收获，接触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过去我没见过的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他们说话的习惯和做事的方式不同。这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生活面了解得更宽了，二是，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搬道具的、群众演员……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会对你有启发。”

    “我在《农民日报》认识一个校对老姚，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是哲学家，他爱指出我作品里的错别字，每次都很严肃。我说：‘您不是一字师，是几百字师。’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说饿着肚子千万不要上街，那样容易乱买东西，吃饱了上街省钱，我试了试，果然是对的。”

    刘震云读书，也能读出别个无法体会的味道来。他把书分三类：一类像白开水，作品和生活一样，不读也罢；一类像酒，但喝多了会变形；一类是酒精、酵母，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完就完成了，而是读者读完也没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过去，又读了两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会心一笑，这时作品才完成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同样，功夫在书外。《论语》并不长，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字之外的东西多，越读越多，这样的书费劲。这个费劲就证明，读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书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是激发读者思考感受的触发点，这样的书，才真正能够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写作。书读完了，真正的读书才刚刚开始。这是读书的比较好的境界。”（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