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虽然之前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已经有好几年不听评论界的说法，昨天下午还是谦虚地聆听了来自同行和部分复旦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意见。昨晚他在复旦的公开演讲《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中表示，什么样的现实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同时开始流行荒诞的社会，连芙蓉姐姐都有出场费。《兄弟》就是这样的现实下诞生的一部荒诞性的喜剧，“苦难到头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幽默。”他也透露，对自己写作影响最大的两位启蒙作家是卡夫卡和川端康成。

座谈会上，复旦学者王宏图依然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在看完《兄弟》后，强烈地感觉到纯美的审美观念受到的侮辱，认为作者其实处于一种与作品中人物一样的迷乱状态中，作品主人公李光头的虚无主义和余华自己的虚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有重叠的成分。作者虽然想要“强攻现实”，但并没有提供一种更强有力的价值观念，因而给人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流合污”之感。会场上随即有不同意见表示，如果余华的作品真的带给人这样强烈的感觉，是否正可以说明他是多么好地抓住了这个正处于简单、粗糙、片面时期的时代特征？

评论家陈思和认为，座谈中，大家讨论余华都是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怎么说”之类的话，而没有一个人用“《红楼梦》、《金瓶梅》里怎么怎么说”之类的表达，这也象征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评论界主流的美学标准。而余华则从一个完全西化的先锋作家成为走向中国民间的一个典范。他看待这个“民间”时抛弃了鲁迅“启蒙”的视角，“民间”在余华的作品中因而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假设，而成为当代中国的另一种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在余华的《兄弟》看似粗鄙化的写作中，进入了另一个美学范畴。

《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认为，围绕《兄弟》的争议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兄弟》中的荒诞感来自现实的荒诞，《兄弟》中的人是一个现代人、群众人，要用群众人的狂欢史、“全民的笑”去看待他。从之前批评界对《兄弟》的批评看来，文学批评界在这个时代的观念和知识转型迫在眉睫，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学，对应该以“传统纯文学的创作”还是“自然的写作”、“精英化”还是“常态生活”来为文学划界，需要一种重新的思考。

主持昨晚演讲的作家王安忆则表示，她印象中的余华一直像一个在寻找父亲的孩子，父子关系也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一个基本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