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油画与一段历史：毛、李、刘安源“三人行”

□ 单世联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的宣传也开始降温。另外，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当时从长沙到安源有列车，所以毛泽东很可能是坐火车去的安源。（参见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 》，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毫无疑问，按图索骥、据实考订不是讨论画作的常规方法，但这幅油画确实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历史及以后的政治运动有关。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Ô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因此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1月，李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2月，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9月10 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的时间内，毛泽东参与组织了几次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毛对工运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1925年初，毛泽东回湘研究农村状况并推动湖南农运，次年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再后一年又回湘考察农运，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毛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和军队，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革命之路。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调离开安源后，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主任，组织领导了1925年的第二次罢工。1925年6月，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为总务科主任，共同参与了威武雄壮的五卅运动。此后，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逐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刘则去天津主持顺直省委，天各一方。

安源的成功，构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经验模式，其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着与安源的深刻联系。李维汉指出：“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立三一生的荣辱都与工人、工运联系在一起。

刘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继续在满洲省委和中央从事工运工作，抗战后他主持北方局，也与工运保持密切接触。当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出局后，刘少奇成为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单位宣讲“桃园经验”，收到报告会通知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革命史专家李新认为：“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语气虽然不恭，却认可了刘在工运方面的权威地位。

李立三再度沦为对立面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Ð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三年恢复期结束后，毛主张趁热打铁，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秋，他着手修改《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方针，随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消灭资产阶级，1953年6月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这个势头看，1951年批判李立三“忽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1953年批评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义秩序”等，都是毛构想中的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

李立三再度被划到毛泽东的对立面。现实错误又被联系到历史错误。从此，他的历史污点被揪住不放，不断拿出来批一批，而他本人也实际上被打入“冷宫”，在委屈与困惑中凄然走向生命末路。

对刘少奇来说，这一错误使他面临高岗的政治挑战。1949年上半年刘在天津发表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后，又批评东北局在关于民族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因而“党内发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 1950年1月，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高岗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的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与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曾在北京面呈毛泽东，毛泽东转给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这次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鲁彤、冯来刚《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51年，山西省委主张“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与华北局都不赞成。刘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立即动摇或否定私有制。这一观点又为毛泽东否定。1952年，高岗进京，向刘少奇发起进攻。直到“高饶事件”后，刘的地位才稳定下来，但1950年代初的“错误”在“文革”中重新成为他的“罪行”。

李立三、邓子恢等人与高岗、陈伯达等人争论的焦点是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实质上是共产党执政后工会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首先是刘少奇不赞成发表高岗的文章，然后是毛泽东以更严厉的方式批判李立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毛与李：路线与路线之外

1928年11月，李立三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此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李是一个颇有气魄的领导人。张国焘有些漫»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李在任内做了许多工作，不但率先高度评价朱、毛红军，向其他根据地推荐朱、毛的游击经验，而且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由于朱、毛分歧，毛泽东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于1929年6月8日前委扩大会上落选。8月下旬，陈毅奉命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李代表中央明确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示红四军前委恢复毛泽东的书记一职。毛泽东得知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很快就给李写了一封极其亲切友好的信，以得到李的“指导”为幸：“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毛泽东《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长期以来，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对立得到详尽渲染，并因此模糊了历史真相。1990年，胡乔木指出：“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纠正立三路线。立三路线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直接革命的时期，把党委改为行动委员会，让红军攻取武汉、长沙等大城市。共产国际不赞成这么搞，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看来，对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认识：

第一，“立三路线”在党内有没有争论？“立三路线”既来自莫斯科，尚处幼年的中国党也就无权也不应该提出反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经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无不群情振奋，摩È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赣南中央苏区，朱德后来回顾：“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很怀疑，但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况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虽然婉转，但朱德还是明确地指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都接受了“立三路线”这一事实。

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曾与李立三大致相同，在某些局部且有过之。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称“工农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此文对胜利前景作了热情洋溢的描绘：“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毛泽东也部分地实施了“立三路线”：1930年4月初，李立三要求½西红军攻打南昌并进军武汉，6月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局决议。毛泽东接到后，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令一军团打南昌，二、三军团打武汉，争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下旬，毛在进军途中赋诗纪程：“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½西直捣湘和鄂。”最后一句是“立三路线”的诗化形式。7月11日，毛在兴国召开向南昌进军的誓师大会，后因敌情有变而放弃攻城，与退出长沙的彭德怀部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8月21日再攻长沙，久攻不克后于9月12日撤围。10月14日，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已被纠正、李立三已动身赴莫斯科检讨之时，毛在给中央的信中仍对李立三的号召予以肯定。

当然，在革命高潮将届、武装夺权的大方向下，毛泽东与李立三确有分歧。李对中心城市的暴动更有兴趣，毛作为军事指挥员对敌我力量对比较清楚，没有完全按中央要求，选择了“不打南昌打吉安”并取得成功。《毛泽东传》这样总结：“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的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与“立三路线”相关，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有过争论。此后几十年毛总是把彭划在“立三路线”一边。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批评彭：“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李锐《庐山会议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立三路线”的源头在莫斯科。早期党的路线和战略多由莫斯科制定，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实际上是代表全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然后又代表全党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承担责任。在彭德怀部打下长沙的鼓舞下，8月初李立三主持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设想：届时蒙古和苏联可以出兵，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支持中国革命，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各次会议的纪录（向忠发、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的话）后，发现李立三没有把国际放在眼里，尤其是他竟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这就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了。”（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实，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可以要求中国配合苏联，李立三当然也可以要求苏联配合中国革命，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张国焘说：“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

毛泽东于1959年说：“立三路线持续也只几个月，白区受到损失，苏区可以说没有损失，红军在这期间还发展了。” “立三路线”有一定的悲剧性，它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的困境。李立三不甘于做道具。李一氓记得，在1930年5月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立三在作报告的时候，脱离稿子说了一句：‘等我们打下武汉的时候，再告诉第三国际。’这一句豪言壮语，立刻传遍了整个房子，甚至于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谓语惊四座。”（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曾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忠实于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一回事”。这些都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味。

1946年5月李立三回国以后，学习毛著、检讨自己成为其主要工作。1946年6月在党校大礼堂发表的长篇讲话、1947年2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在“八大”上的讲话等等都自觉配合“路线斗争”的党史模式，以“反面教员”自居。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的错误。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毛当着李立三的面，把他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并列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会后李立三写信申明自己与陈独秀等人的不同，虽然报告正式发表时删去了李立三的名字，但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毛仍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 ，陈独秀、立三、王明、张国焘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遭受一个又一个损失。庐山会议提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后，康生诬蔑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分子”，毛未予制止，致使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李立三。为他写传的李思慎感慨不已：“李立三确实犯过错误。对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他犯了‘左’倾错误，却不断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长期打击迫害，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却遭受将近40年的排斥和冷遇，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是，毛、李之间只有工作联系而无个人之间的亲和力。1938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起与立三的见面的经过：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后，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对此重要史实，李立三的回忆是：“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6岁），看去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敢同他谈话。我假装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

真相已很难弄清楚，但 “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则是事实。1946年，去国多年的李立三回到延安，带着激动的心情晋见毛泽东。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主席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政治生涯需要不断的划线站队，个人交往的程度、气质兴趣的异同等等，在政治关系的不断重组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线斗争”的需要。受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发，延安时代以来，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模式的党史。毛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需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作为对比。1971年8月17日，毛泽东就林彪问题在武昌发表谈话时指出：“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并强调像李立三这样犯了原则错误的领导人，始终“没有改”。（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的命运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同年10月，他到莫斯科“汇报和检查”，行前对怀孕的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在莫斯科，李立三彻底认输，做了多次深刻而诚恳的检讨，获得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的好评。胡兰畦在莫斯科时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国际执委曼努斯基仍然指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

1931年11月，曾因错误受到李立三批评的王明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与副团长康生一起没完没了地批斗李立三，1937年秋又借苏联“镇反肃托”的肃杀之风诬陷李立三是“托派”、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等等，致使李立三被捕，受到非人折磨，直到次年7月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出狱。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为党内团结的标志，身处异域的李立三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任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等职。1948年8月，回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3月，刘少奇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工作，次年6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因为没有实现建立全路总工会和实现全路总罢工的目的，刘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1932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会问题，指出刘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已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泥坑之中”，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撤销其职工部长一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随后，刘少奇的“错误公布于全党”。1932年年底，刘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到陕北后不久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结合次年写给张闻天的信及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看，刘在此时发表多篇批“左”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正是这一批判，刘少奇见赏于毛泽东。1937年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但明确表示“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说：过去“对少奇同志的处理态度是完全不对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从此刘少奇不但是杰出的工运领导人，也是陈云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并在1943年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也许刘少奇与李立三同以工运起家，思维与作风比较接近，在1952年李立三再度挨批后，刘给予了一定的关心。1959年，有人说李“反对三面红旗”，要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刘知道后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保李过了一关。

在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成为中国革命的金科玉律后，党史、革命史宣传中较少提到1920年代初的工人运动。由于毛泽东的关系，安源罢工光芒万丈，只是这光荣已与李立三无关了。1954年9月，李立三到家乡醴陵休假，他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事后对秘书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李立三的名字从安源罢工中抹去了，但他仍有义务为毛、刘的功绩作证。1963年，根据安源罢工摄制的电影《燎原》上演，李立三应《北京日报》之请写了一篇影评，主要内容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文章发表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文章对毛泽东突出不够，李只得增补修改后再度发表于《人民日报》，并加写了一段话：“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一些个人”主要是指影片中的“雷焕觉”，即刘少奇。

《燎原》公映时，毛、刘关系已比较紧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罪名之一是“工贼”，包括“反对安源工人罢工”、“出卖工人利益”、向资本家“屈膝投降”等。1967年5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燎原》“篡改历史，抹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作用，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碑立传” ……同时也稍带了一下李立三：“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李立三原本是唯心的言论又成了一个罪状。当造反派要已是“死老虎”的李立三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时，他公正地指出，在他与刘少奇在安源、上海、武汉三次合作中，“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李立三无愧地结束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66年，毛泽东就安源罢工问题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什么人？这当然是对长期以来把刘少奇说成是安源罢工领导人的不满。于是，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1968年7月，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组织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由“两报一刊”正式发表；进而，20年代流传于安源工人中的叙事歌谣《劳工记》的歌词“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名号能至李先生……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渐渐地变为：“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

在全国一片“安源热”中，1967年7月4日，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宣布：李立三留下以“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开头的遗书后“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自杀之前，李曾遭受造反派多次批斗殴打。1969年11月，刘少奇病逝于开封，死时新加的帽子是“烈性传染病患者”，姓名改为“刘卫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