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龙飞三下江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再次引发一股手抄本热潮。

　　近几年来，内地图书业频频把目光瞄向“文革”时期的地下手抄本。此前，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以及《一只绣花鞋(续集)》、《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继出版，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革” 手抄本文存——暗流》一书，更是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这些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装帧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现，唤起许多人对那个灰色年代的难忘回忆，它们曾伴随我们走过文化饥荒……

　　“梅花党”是这样出炉的

　　1971年夏，北京最东南的铁合金厂。

　　正值中午,此时的太阳能把一切融化，被暴晒的厂房成了“火山”，大高炉内，铁水沸腾，火星四溅。

　　厂房一角，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巨型电扇正发出巨大轰鸣，卷起阵阵炉灰，挟着热浪，向人们笼罩过来。十几个工人，把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的张宝瑞围在了场地中央，他们正在听这位年轻的生产班长讲述“梅花党”的故事。工人们听得入神，好像忘记了酷热，脸上，大滴大滴的汗正“前赴后继”——被热风刚刚烘干又转眼冒出……

　　30多年过去了，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说起这个场景还是止不住的自豪，这位“文革”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创作发表《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绿色尸体》等5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

　　张宝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统计，‘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

　　“神秘”的十号大院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们的传说中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张宝瑞回忆，这是个三进院落，住着十余户人家。据说，抗战期间这里居住着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被人杀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特殊的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

　　张宝瑞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13岁时遇到的一件事。

　　有天晚上，张宝瑞急着要上厕所，厕所在后院，但隔壁住着位女精神病人，“她原是工厂的女工，因为有人诬告她偷东西，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她梳着短发，脸上长满了粉刺，两眼发直，好像冒着绿色的凶光，动辄要操刀砍人。”

　　张宝瑞有些害怕，但又实在憋得难受，无奈之下，他拿起手电壮着胆朝厕所跑去。

　　“正值冬天，西北风刮得很紧。我穿过后院时，正见女疯子的房间亮着微弱的光，里面传出‘嚓嚓’的声音。我一阵阵头皮发紧，赶紧冲进男厕所，可是门扣不上，里面漆黑一团。我扭开手电筒，不亮，原来忘记放电池了。”张宝瑞绘声绘色地说，“这时，身边有墙皮脱落砸地，院子里枣树枯枝呼呼地响，忽然，我听到隔壁女厕所传来呼呼的喘气声，我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眼前出现幻觉：墙上的一块砖打开，里面伸出一只黑手，黑手紧紧攥着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

　　这个恐怖场景，后来成为了在“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只绣花鞋》里的情节。

　　不仅如此，在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中，有着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龙飞、美丽多变的白家姐妹……这些也都可以在十号大院找到原型。

　　“左邻唐家，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冷。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文雅恬静，三女儿比较摩登。她们后来就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

　　张宝瑞还透露说，实际上，“龙飞”写的就是他自己，当时的他和“龙飞”一样，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挚爱情，唐家二女儿，是他当时的“梦中情人”，对爱情的向往，处处投射在他的笔下。

　　年轻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对这个天赋，张宝瑞有些得意，“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好遇见评书大师单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个多小时，旁边的人都听傻了。”

　　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

　　“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要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听。”

　　休息结束，张宝瑞就赶紧结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

　　于是，精神抖擞的工友们吆喝一声，在期盼中，等着下一次休息赶快来临。

　　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

　　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会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奋笔疾书。

　　“在离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象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写出几千字。”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张宝瑞记得一年冬天，他的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仔细翻看他写的《一只绣花鞋》，大风卷起炉灰，在他衣服上铺了厚厚一层，他竟全然不顾，成为了一个“土人”。

　　这一幕，张宝瑞说会“铭记一生”，它成了张宝瑞继续创作的动力。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 万5千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张宝瑞说：“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梅花鞋主：手抄本是一种群体劳动

　　由于近几年手抄本小说的畅销，张宝瑞得了个“梅花鞋主”的称呼。在他的家里，处处也暗示了这个“鞋主”的身份，房里两种装饰最多：绣花鞋和钟馗——正对门厅的“墙”上嵌着三株梅花，中间一株隐藏着一只绣花鞋，其实是个暗门。推开门，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房出现在眼前：书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整个房间，几只红色绣花鞋散落在书堆上。

　　《周末》：您认为“文革”手抄本为什么会流行？

　　张宝瑞：手抄本流行时间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着串联武斗，别的事情完全考虑不到。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群众的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文坛是百花衰败，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它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周末》：您觉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何在？

　　张宝瑞：“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

　　《周末》：在那个年代，像您这样写手抄本小说的作家们要冒多大的风险？

　　张宝瑞：危险很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常常说这些手抄本作家很可爱。首先你得冒政治风险，不能与上面路线冲突，张扬就因为《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还有的手抄本小说被扣上宣传“爱情至上”“人性论”的帽子，数次遭到大面积大规模的查抄，无论是写作还是传抄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常常开玩笑说那时的手抄本是抄写“自由主义”，发行“地下活动”，现在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阅读，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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