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当年以行刺清吏轰动全国。后却以对日退让政策激起前进青年的公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毕，全体委员下楼合影。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由孙凤鸣执行，向汪连发三枪，击成重伤。1944年因枪伤迸发死去，起自暗杀，死于暗杀，也是他的宿命罢。
　　
　　汪兆铭于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谋刺摄政王载沣，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此前已谋划两三年，事机极缜密。他以为革命党行事，不能以一般运动为满足，并且这些运动多在海外展开，而于内地是较少声响，这时不但立宪派人物颇多攻击，就连革命党之大手笔章太炎先生也颇有微词。此前一年，同盟会内讧，革命气氛顿形低沉。因此濒临北上之前，汪兆铭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留信给中山先生，略谓：“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因事实之影响著于天下，即攻击者，也当“愧怍之不暇”。胡汉民与中山先生等同志欲阻其行，终未果。
　　
　　当辛亥革命之前数年，汪兆铭就与同忧之士黄复生、喻纪云、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一小型暗杀团体。其中喻纪云是化学实验专家，他与黄复生担任炸弹制造。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发明的三十六响铁枪及自动炸弹，曾以小猪为牺牲目标，启动电门试验。原定刺杀西太后的外甥端方，后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较开明者，故转而选定刺杀载沣。惜在当年二月二十三日所埋炸弹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卫队窥破，当局顺藤摸瓜，终在三月七日把汪、黄二人捕获。捕后尝有长达4000余字的历史供词，指斥立宪之虚伪，倡言革命之必需，恣肆汪洋，回肠荡气，为同志推卸责任，而揽之于己身，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期以振起中国，为“后死者之责”。他曾有诗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传诵一时。
　　
　　当时国内外舆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一般顽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张。后由警、政多方要人会审，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盖清廷当时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慑伏。黄克强先生认为，人民在迫不得已时，方可从事暗杀之道。汪兆铭、黄复生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又以稳重著称，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杀，算是聪明。如开杀戒，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参见《黄兴年谱长编》，157页，中华书局）。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次年（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光复达十五省之多，而汪氏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
　　
　　汪氏民国纪元前两年行剌摄政王载沣案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其第一次供辞有云“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著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意在为同志开脱。
　　
　　第二次供辞有云：“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他……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这一次供词达三千余言，论述立宪的作用和中国的现实，以及革命的迫切，俱言之成理，并就各国历史演绎发论，条畅劲挺，耸人视听。
　　
　　汪精卫乃一介白面书生，眉目朗然，如玉树临风。清末民初之际，他倡言革命，雄辩滔滔，为《民报》主笔，极得孙中山先生的信托。银锭桥事败被执将责任尽揽己身，而开脱同志，不啻党人佳话。即在清廷当局，亦为之敬畏不置。后来为了和蒋介石争正统之位，竟千方百计逸出轰炸区去给敌人叩头，前后悬殊如此天差地隔，真是一龙一猪，南枝北枝都是他了。他之费尽心机作了儿皇帝，这种可怖的变态心理，足供心理学家作样板研究了。
　　
　　张恨水先生的作家朋友纳厂（庵）从前有一篇论人物评价的文章，其中说“声伎晚岁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清白俱非。”其言十分沉痛，借来评骘汪兆铭，也甚恰切。
　　
　　《徐志摩日记》，1918年十月一日。记述他和一班文友，如任叔永、朱经农、莎菲女士、胡适、马君武之属，在西湖活动，随后往钱塘江观夜潮水。任叔永向他介绍了汪精卫，这是徐志摩和汪兆铭的第二次会面。这一次他感受更深了，怎见得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查汪氏年谱，这时节，他任护法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九十月间，他正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遂得以和志摩等见面。志摩仍嫌不足表达他对汪氏的爱戴，描述其气质：“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吃饭的时候，十个人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品尝地方风味，“精卫闻了黄米香，乐极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精卫酒量极好，他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们讲了一路的诗，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在浙东一带活动。又过了十天，即十一日，他又记述，张君励向陈衡哲大献殷勤，胡适见之狂笑，而马君武呢，“大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这种忧虑来得令人惊奇，因为日记是见面活动的当天就记录下来的，仿佛有一种可怕的预感。果然，二十余年后，他投向日军的卵翼。
　　
　　志摩日记数十年未单独整理，史料价值甚见珍贵。而其对汪氏的印象，好到无以复加，从外形到内在气质，节节赞美，尤嫌不足，又借胡适之口，异化性别，想到婚姻上去，即令知其不可，仍表态爱恋一如既往。这叫人想起陶渊明的《闲情赋》，那种无法遏制的想念。这是为什么呢？探其究竟，一者汪氏外表俊拔挺秀，更兼有魏晋人物的高标出尘的丰采，如松如竹，矫矫不群，望之俨然。一者汪氏文学词采华茂，诗词独辟蹊径，气韵充溢，生面别开，论天赋论学力，俱无可挑剔，一者汪氏更有烈士的行藏，以一地道文人，而曾经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功，流血五步，慷慨而为刺客，龙骧虎啸，睥睨山河，吐落肝肺，潇洒滑脱；综合事机，当世殆无有能当之者。故其身负当时青年的梦想和期许，蕴涵时代趣味圭臬的紧要的诸方面。于是他得到徐志摩近乎失态的赞誉，也就不出意料了。
　　
　　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达香港，重庆方面看这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有不可挽回的降日之心，乃以激烈的暗杀手段对付。汪氏以当时中国第二号政治人物，置国危民辱之际，厕身敌国翼下，忘情于父母之邦，到底无法博人宽宥。军统特务一路穷追，发展成惊动一时的跨国刺杀，但毕竟是由政争胜负未晓而来的惊慌失措，适见其小丈夫心志。倘汪氏承续他早年革命的志节，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凛然示人以不可犯，则即如不仁不义者也不敢出此下策，军统敢以暗杀对付，确也证明他自身有不可弥补之性格缺漏。1939年1月，戴笠亲临香港指导，第一个遭其暗算，险蒙不测的便是汪系南华日报总编辑林柏生，他在下班途中，被人持铁棍猛击，此人头骨十分坚硬，昏死后不久复苏。其后，另一与之面貌相似的男子在他家住宅附近被击毙，当了他的替死鬼。汪精卫本人自1938年底抵昆明，即藉了龙云提供的飞机飞赴越南河内，而蓝衣社（军统）的暗杀活动，也即从香港开到河内来了。当汪的政治秘书曾仲鸣住在河内的都城旅馆担任内外联络时，即为蓝衣社分子密切包围。晚上则与汪氏一家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一座幽静的花园洋房。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特工人员六人砍开竹篱，从铁栅栏爬入花园，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门窗，再以钩索爬上三楼层檐，开枪击中站在楼梯的卫士，又在厨房门口击倒二人，遂冲到曾仲鸣卧室房门，将门砍破，时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已闻声起视，即被一枪射中腿部，特务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扫射，行刺者见目的已达，又以为被刺者为汪精卫，于是急忙遁去。这时当地军警和汪氏卫士已开始反击，经一阵追射，捉获重庆方面杀手若干人。当时逸脱的行动组特工头目王老侨，后在上海被汪系特工捕获处刑。其后汪精卫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关于他切身经历的暗杀有一对比，充满悲音哀调。“呜呼，余诚不意今日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曾仲鸣弥留之际，说了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其妻方君璧，是革命元勋方声涛、方声洞之妹氏，从小看到两位兄长追随中山先生为国奋斗，受到影响，锐意问学，志节坚定，廉正节操，早已养成。她虽未死，亦身中三枪，她有什么错呢？顶多算嫁错了人罢，亦遭此厄运。蓝衣社的跨国暗杀，源于蒋介石的授意，民国后期李宗仁先生多次讥弹蒋氏，他最反感的就是蒋的这种动辄使枪弄械的江湖习气。
　　金雄白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事的叙述节引可参考——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街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摄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己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个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即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己见上文。）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汪精卫受此惊吓，经过一番东躲西藏的巨大周折，方于四月二十八日逸出河内，辗转抵达上海。其间充溢着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间谍战、神经战的神秘氛围。后来上海的报纸追述了一个细节，说是汪精卫在河内暗策逸脱的时候，常在郊外河边钓鱼，每天总有一个人经过他的身旁，每次都要揩鼻子，普通人用手帕，这人用纸，太阳西沉时分，有人细心拾起纸团，“汪先生能逃出河内便是这些揩鼻纸的功劳，这些纸便是联络的记录，利用钓鱼的时候，在街边交换情报，这用意是相当周到的。”（上海每日新闻1940年12月4日）
　　
　　汪精卫从一个奋身谋炸清廷亲贵的激进分子，后在政坛上屡遭暗杀，他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看他一首律诗，不难窥得个中些许隐情（其诗做于军统跨国暗杀之后）。诗写得很好——
　　
　　卧听钟楼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木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生平未尽心。
　　
　　军统历年暗杀的用意，大多是适得其反的，它往往更把政治对手完全推到势不两立的地位，更加弄得纠纷不绝，干戈相见。果然，汪氏在上海建立的特工机构极斯斐尔路76号，和军统特务在国际大都会上海杀得血雨腥风，闹得本来就处于沦陷区的苦难人民更加鸡犬不宁，让人喟然而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无尽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