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外大传播》刊登了《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我的中国同事――陈休征》、《怀念与希望――送别爱老归来》等文章，读者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认为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润泽。

中国有句古语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想。我们开办《历史回廊》栏目，其目的是通过探寻中国新闻路上前人的足迹，为我们今天的外宣事业找到更清晰的路标。在此，本专栏诚邀广大外宣工作者拨冗撰稿或提供线索和信息。

本期选载杨正泉的《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一文，系选自作者的《我与广播》一书。杨正泉，1940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做过编辑、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1993年4月，奉调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今天读来仍觉新鲜。今年正值毛泽东逝世30周年，本刊特刊出此文，以作纪念。分两期刊出，请读者注意。本期刊出的是下篇。

临终嘱咐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也有人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播出的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改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事实上，在治丧活动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布置"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凡有这类稿子，陆续发"。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从此，"按既定方针办"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台转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中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公告》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组织，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公告》说："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转播追悼大会，这是中央交给中央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转播好追悼大会的实况。

我上小学时就喊"毛主席万岁"！哪里想到，组织和指挥这场转播的重任竟会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领导让我全面负责。一方面要组织安排好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又必须集中精力准备追悼大会的转播。过去，虽然组织指挥过重大会议、节日游行、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可这种转播却从未有过，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迟意味着什么，何况又刚刚发生了播出的严重差错呢！悲痛、紧张、担心，让人透不过气来。

必须全力以赴转播好，必须万无一失转播好！准备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是过细的，几种设想，几套方案，几手准备，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从开始制定预案到最后定案，这中间的变化与反复就不说了，只是记录下最后确定的方案。

一、转播时间、并机与报时

18日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中央台、北京电视台提前10分钟转播，于2点50分开始。

中央台第一、二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并机转播。为确保准时安全播出，避免临时并机出故障，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系数，第一、第二套节目于中午12点开始并机，对台湾广播下午2点并机，对并机后的节目时间精心计算、精心安排，到3点以前的50分钟节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转播开始前静场30秒，形成一种气氛。

报时，在平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次却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确规定"在北京时间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各地的群众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工厂、单位鸣笛3分钟致。这个下午3时，是以中央台的报时为准的，准确报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丝毫疏忽不得。各位听众和读者都很熟悉，平时中央台的报时是这样的：提前10秒钟响报时讯号，共响6下，以最后一响为准，接着出播音员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若是过了12点，例如下午3点钟，就报"15点整"。为保持与《公告》"下午3时"的提法一致，使大家听了好记，这一天中央台的报时从中午以后便改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播音员的声音与之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不出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大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的，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台不能说只准自己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的报时，以中央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了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借送收音机一事作为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说明了事。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此方案作罢。谁能想到本来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二、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极强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动乱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员和排列次序都比较稳定。大名单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各部委主要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等，有时候视需要有所变动或增减。大名单很大，常有几百人之多。报大名单表明规模大、规格高、隆重，象征大团结，具有广泛性等意义。也有时候，为了报道人事的变动、增减，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规格又不在小名单之内，更不便于单独报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单，把其包括在内。是播小名单，还是播大名单，都要请示决定。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毫无疑问应该报大名单。但是，从开始转播到大会开始中间的10分钟内报道，显然不可能，一是容纳不下，二是人员到会有先后，也可能有人临时来不了，很难一一核准，只能先报小名单。小名单也有39人（大名单近700人），到下午3时前，来了的就报，未来的不报，等大会结束时再完整地报一遍小名单，大名单留待播出大会的消息时再报。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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