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

    到了1959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要他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暲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侯。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对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有些为难的想法，傅连暲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暲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自己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

    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从内心讲是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实在想不到父亲当年曾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文章摘自《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